我看 《雷区:1988》

路希

作为一个改革开放后在广州出生长大的80后，我对计划经济的一点体验就是80年代末的某个晚上跟父母到粮店凭粮票买米，还有就是用一点神秘的外汇券去高档得只有鬼佬出没的友谊商店反复逛到下决心买一样东西。然后就到了92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那年之后，中国从“计划经济”坚持改革开放路线不动摇，前进到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为“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广州的票券消失了，外汇券没了，买东西就凭人民币。还记得93年暑假到北京，发现首都的商店里，大妈售货员们都在三三两两地聊天，对顾客爱理不理的，让我很吃惊，因为当时广州百货大厦、新大新百货公司的售货员已经是笑着看顾客随时准备解答和服务的了。这就是市场经济发展得比较好的地区，连服务素质都不一样，原来市场经济是能如此地调动人的积极性的。而这一切转变，是因为有一群经济理论家使之名正言顺，一群改革开放实干家敢试敢闯、摸着石头过河，使之成为我可以享受的现实。

广东人重商、讲实际，改革开放后按捺已久的买卖经商热情井喷，短短几年经济就搞上去了，可是政策不放松，姓“社”姓“资”争论不断，让干实事的人也没了辙。雷区出现了，要往前走，谁去闯？

幸好广东有从50年代开始为商品经济呼吁的“老三人团”——卓炯、孙孺、曾牧野，以及后继的“新三人团”——王利文、郑炎潮、张向荣，他们触觉敏锐、求真务实、不屈不挠，看着《雷区：1988》里的记述，心里油然升起林则徐那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老一代的经济学人卓炯是受到冲击批判最多的一个，但他从没有因此放弃过他的研究和呼吁，50年代提出“商品万岁论”、 “价值规律万能论”，1987年临终之际，他却又针对“有计划商品经济”这一60年代由他自己率先提出的理论，指出其“理论上仍是不彻底”的。

当一个人做的时候，很孤单很害怕很无力，但一群人去做的时候，就会很有力量。当卓炯因为言论被撵出省委党校时，孙孺站出来说：“搞科学研究应该允许不同的学术观点存在，让人家共同讨论，百家争鸣，决不能以观点选人，埋没了人才。”把卓炯安排在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省社科院前身），两人并肩战斗了20年。吸引了后来的曾牧野、关其学、张元元等等理论家，他们“坚决抵制了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决不能把马克思的唯物论也批了，影响社会生产力和发展。”因为“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决不能在理论上当‘风派’人物，‘随风倒’”。

任何一次变革，都需要有一群人前仆后继地去做，让接下去的人也有勇气去做。有“老三人团”以身作则，《关于广东、广州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报告》在曾牧野提议下由“新三人团”于1988年写出，率先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名。但是“市场经济的提出，也有一个‘容忍’过程，所以，先提的是商品经济，研究的是流通理论。但它总归要出台的。然而，在它正式出台时，却遭到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大暴雨。”因为这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选择！经历过文革风雨的人们不禁有所退缩。若不是这群理论家们坚持发声，在1988年组织召开了6次双月研讨会，用公开的论文、讨论把道理愈辩愈明，让政府有据可依，为践行者解开束缚，不知中国经济发展会滞后多少年。

此书比较具体地叙述了那几次讨论会的前前后后及风风雨雨，以及一些人物命运的周折。这些比较细致的过程描写，并非是刻意为哪些人树碑立传、倾诉心曲，或对政治上的风云变幻表述自己的倾向，而主要是为了叙述一个事实，即邓小平南方谈话之所以能够拨正改革开放的航向，是因为那些基本的思想来自于群众的实践，来自于基层的理论探索，是民声、民意、民智高度集中和总结，才有了邓小平南方谈话这旷世黄钟巨响。在这个事实的描写中，读者可以感受到，“理论粤军”是存在的，并且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贡献的。

阅毕掩卷，想起过去心里泛起了种种不平——为什么中国是这样？为什么当时会发生那样的事？为什么现在还有这样的问题？——而无力改变的感觉；也许很多人也都因为这样的感觉而纷纷出国——改变不了，总躲得起吧。其实看完才懂，改变是需要一点一滴的力量汇聚得足够强之后才能发生的；是先行者让我们吃上了面包，我们才有力量在这片土地上继续追求玫瑰。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感谢《雷区：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