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面对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和深刻变化的内部发展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完善战略布局，做到化危为机，实现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此，广东经济学界应该加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深刻理解新发展格局的内涵，为广东乃至全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为此，在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之际，12月10日-11日，由广东经济学会、广东省南方经济研究基金会主办，广东财经大学、《南方经济》编辑部协办，广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承办的“2021广东经济学年会暨岭南经济论坛”在广东财经大学广州校区顺利召开。本次大会主题为“新发展格局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共收到征文一百余篇，广东老中青三代专家学者代表一百余人出席现场会议，两千多人次观看会议直播。大会采用“1+4+4”的会议模式，即一场主论坛（岭南经济论坛）、四个子论坛（卓炯论坛、院长联席会、中青年论坛、期刊联席会）、四个专题分论坛，由广东经济学者们围绕“新发展格局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展开深入研讨，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岭南经济论坛

在岭南经济论坛上，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院长罗必良、中山大学区域开放与合作研究院院长毛艳华、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副局长何华权、广东财经大学大湾区双循环发展研究院院长陈甬军等四位专家分别围绕“城乡融合发展：难境与选择”、“两个合作区建设引领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开放”、“广州地方金融风险防范化解的实践及进一步完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的初步思考”、“一带一路与双循环新格局构建”等专题进行了精彩的主题报告。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强调，党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院长罗必良教授认为，我们应该跳出乡村来谋划乡村振兴，要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促进乡村振兴。以县城为代表的小城镇是连接农村和城市的桥梁，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所在。县城的发展有助于优化城市的等级结构，有利于缓解劳动力在不同层级之间迁移所造成的福利损失。此外，县城及其恰当的人口密度也有利于应对生物性公共安全问题的应急管理。为此，提出了打开村门、开放村庄、做大做优县城等建议。

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中山大学区域开放与合作研究院院长毛艳华教授为我们深刻地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的经验与教训，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横琴方案》和《前海方案》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突破，它们体现了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并且，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方向，在于实现粤港澳营商规则对接，在于实现CEPA升级促进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在于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科创合作，在于参与“一带一路”和RCEP区域价值链构建，在于率先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十四五”期间，存量金融风险仍需有序处置。与此同时，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国际产业链供应链重构、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等因素影响，新增金融风险仍将多发。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副局长何华权给我们分享了广州地方金融风险防范化解的实践经验及进一步完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的思考。并指出，近年来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主要做了完善地方金融监管措施、建立地方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机制、落实地方金融的风险处置、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系列宣传守正创新四个方面的工作。面对地方金融监管中出现的监管法规制度待完善、地方金融监管职责不清、地方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弱、以创新为名的非法金融活动屡禁不止四大地方金融监管难点，为此，提出了加强监管法规制度建设，落实依法监管、强化地方金融监管队伍和能力建设，实现职责和能力相匹配、优化地方金融生态，提高抗风险能力等建议，为以后地方金融风险防范化解的实践指明了方向。

我国发展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必须顺应经济全球化，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我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进一大批关系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合作项目，建设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使共建“一带一路”成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广东财经大学大湾区双循环发展研究院院长陈甬军教授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充要条件”。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供给与中西亚为代表的亚洲国家需求构成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必要条件，而各国政府之间积极沟通增进合作则构成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充分条件。我们要不断完善“一带一路”建设的充分条件，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并进一步指出，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横琴、前海、南沙的进一步开放是共建“一带一路”与双循环发展理论的重要的、极具广东特色的实践应用。横琴、前海的进一步开放，是创造“一国两制”规则的衔接、制度的对接，是使粤港澳一体化，把三套关税区、三套法理体系进一步形成制度集成优势的重要举措，会在未来产生制度红利。

二、卓炯论坛

在卓炯论坛上，与会专家围绕“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在广东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管理学部赵祥主任的主持下，中山大学中国第三产业研究中心李江帆主任做了“卓炯精神与制造业服务化”的主题报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副校长董小麟教授做了“对实现共同富裕的内涵与路径的思考”的主题报告；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岳芳敏主任做了“弘扬卓炯理论创新精神，以改革创新推动经济绿色转型发展 ”的主题报告。

结合卓炯先生对第三产业的看法，李江帆教授从制造业服务化的概念展开，分析了服务化的三个发展趋势，分别是投入服务化、中间过程服务化和产出服务化。随后，又从服务化的发展动因出发，分别介绍了制造业服务化的四个演进阶段。李教授指出，制造业服务化不仅是制造业企业获得竞争力和利润的重要手段，也是我国制造业新一轮发展的重要途径。制造业服务化转型通过增加服务要素投入和服务要素产出，能够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全要素生产率和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分工地位。制造业服务化有利于重点突破全球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纷纷推行的“再工业化”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增强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竞争力，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并且，为了研究生产投入软化的规律性，根据2000-2014年投入产出表、GDP、人口数据, 按2010年美元可比价,分别算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以及全行业中间投入软化系数，构建拟合软化回归方程。得出结论：经济发展水平与中间投入软化系数正相关变化，中间投入软化系数人均GDP增长而增大。三次产业的中间投入软化系数增大和软化速度虽各有不同特性，但都经历迅速增长阶段、缓和增长阶段和饱和阶段。中间投入软化系数极限值和饱和点。中间投入软化是由生产服务的发展引起的，应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加强科技应用，推动生产服务加快发展，推进生产投入的软化，以生产投入软化、生产服务的社会化、专业化，科技应用，促进产业升级换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并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董小麟教授分别从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廓清在共同富裕问题上的某些认识以及在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稳步推进共同富裕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并得出解决途径，一是要通过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成果持续提升乡村居民收入；二是要提升城镇化率是提升内需的重要抓手；三是要通过区域战略强化构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动力源；四是要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时，要坚持以开放促进改革促发展；五是要坚持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六是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完善再分配体系。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依靠要素投入的工业增长动力逐渐减弱，粗放式生产的弊端不断显现，传统工业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只有以创新为引领，加快工业产业升级，形成绿色产业发展模式，才能破解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实现“双赢”。岳芳敏主任强调要推动经济绿色转型，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并且，转型从根本上要靠全面深化改革。 “十四五”是碳达峰的关键期、窗口期，要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控制化石能源总量，着力提高利用效能，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二是要实施重点行业领域减污降碳行动，工业领域要推进绿色制造，建筑领域要提升节能标准，交通领域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运输方式。三是要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实现重大突破，抓紧部署低碳前沿技术研究，加快推广应用减污降碳技术，建立完善绿色低碳技术评估、交易体系和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四是要完善绿色低碳政策和市场体系，完善能源“双控”制度，完善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价格、金融、土地、政府采购等政策，加快推进碳排放权交易，积极发展绿色金融等。

三、院长联席会

人才，强国之根本、兴邦之大计。每个国家的发展与壮大都离不开人才，人才储备越多，科技发展越快。当今世界格局瞬息多变，各国也深入推进了人才强国战略，推动新时代人才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迎来历史性变革。而优化人才培养机制，加强专业和课程建设，提升教师教学能力，营造良好的教学生态，着力推进一流本科教育建设，是人才培养的重点。在本次年会的院长联席会上，来自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广州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广东金融学院、韶关学院、广东财经大学等高校的30余名经管学院院长以“高质量推进经管类一流本科专业建设”为主题，对上一年本校的教育做出了深刻总结，并对广东地区的教育发展进行了深入研讨。

关于高质量一流本科建设，首先是学校建设方面。广东经济学年会会长罗必良认为，历年以来，广东地区各个高校通过“院长联席会”形成了良好的教育氛围和学术氛围，各院校团结一致促进广东地区的教育发展。 随后，暨南大学伯暨联合学院院长王春超表示，暨大对教学质量作出了高度要求，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对现阶段的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包括线上教育，以及国外学习，从地理上加强沟通。在本科人才培养方面暨大希望能够达到“融合贯通”的效果。一流本科建设另一关键点在于学生人才的培养。中山大学副校长兼岭南学院院长李善民认为，在鼓励学生读书的基础上，高质量一流本科的建设离不开优秀的师资力量，各院校要加强内部管理，重新书写教学计划，培养一批优秀的经济学家。2020年11月，教育部提出“新文科”建设，关于“新文科”建设，广东金融学院副校长易行健教授表示，过去三四年人才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经管类本科人才供给相对过剩；二是我国经济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整个经济结构发生很大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人才的需求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国家提出“新文科”的概念，推动“新文科”建设的目的在于推动教育的创新发展，从根本上提高教育的质量。新文科建设给经贸类一流本科专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机遇。按照“新文科”建设的要求，经贸类本科专业的建设必须超前识变、积极应变、主动求变。高质量一流本科生要具备强大的沟通表达能力、批判性思维以及全球视野。在提升国家软实力、造就时代新人、繁荣文化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四、中青年委员会专场学术研讨会

在中青年委员会专场学术研讨会上，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副院长孙坚强主持了会议，来自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暨南大学、广东财经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的学者分别报告了最新研究成果，引起了与会嘉宾的热烈研讨。

慈善捐赠是习惯和道德力量调节的第三次分配的重要表现形式。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董志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家与中国梦”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显著促进了民营企业家公益慈善捐赠。并且，教育实践活动通过改善企业家态度和信念（更认同“中国梦”、更强的发展信心）影响和感召企业家更积极进行公益慈善捐赠；企业家并未把教育实践活动视为政治信号或利益交换工具。

随着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我国居民家庭人口结构在逐渐发生变化，这对我国社会保障提出了新要求。为了解家庭子女增多后家庭生活保障需求的变化，张浩、李文彬利用2015年和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子女数量对于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子女数量增加会通过扩大家庭经济脆弱性因而提高家庭商业保险需求。并且，对于居住在城镇、工作在“体制内”、父母“利他动机”较强、“投资动机”较弱以及与老人同住的家庭，子女数量对于这些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促进作用更强烈。

人工智能技术对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张锟澎等通过机器学习和文本分析等方法，构建了企业层面的人工智能指标，并发现人工智能显著提升了中国上市公司的生产率。在影响机制方面，为了发挥人工智能的生产率效应，企业会增加劳动力总数，减少常规低技能劳动力数量，增加非常规高技能劳动力数量，体现了人工智能与劳动力技能的匹配。异质性分析表明，人工智能的生产率效应在劳动密集型企业、拥有技术型董事会的企业、高技术行业、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较高的地区以及政府支持力度较大的地区更显著。最后，本文发现人工智能提高了公司价值。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着眼于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作为全国最重要发展区域之一的粤港澳大湾区，因其拥有广阔的内需和外需市场、产业链国内最完善、对外经济贸易联系紧密、内部有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的真实模拟双循环特点，理应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走在前列。陈甬军、晏宗新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构建双循环新格局的具体路径是：挖掘大湾区内需，充分发挥规模市场优势，打通各堵点节点；立足国内大循环，对接国际大循环，进一步开放市场；完善产业链，实行补链强链计划，用科技和数字技术给产业链赋能；完善市场制度，打破湾区内地区间的壁垒，畅通内循环，形成一体化市场。并提出要把前海横琴建设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构建双循环新格局重要枢纽的突破口。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各种乱象中看清实质，从历史的维度中把握规律，有助于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债务危机对经济的影响是衡量一国政府是否主权债务违约关键因素之一。王茜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外债危机和内债危机均抑制经济增长，但内债危机比外债危机对经济增长产生更大负面影响。并进一步对外债危机和内债危机的影响机制进行多维度比较表明，外债危机对经济负面影响比内债危机影响更持续，对危机次年仍有显著负面影响，但随后的经济增长情况表明，一国政府通过外债违约或内债违约后，对未来的经济复苏起到促进作用。在债务危机爆发之前，如果外界预感到债务危机将要发生，那么危机预期在危机前已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外债危机预期负面影响大于内债危机预期影响。

由于主观沟通策略的选择或者客观经济条件的约束，各国央行在沟通中普遍存在模糊性，中国央行行长也避免释放明确的政策指引。陈良源等探究了央行沟通模糊性存在的消极影响，不利于引导公众预期，并引起预期分歧的增加，最终导致社会整体福利的下降。并采用中国央行的居民通胀预期调查数据，通过混频VAR模型在实证分析中确认了央行沟通模糊性对预期分歧和实际产出具有不可忽视的直接影响，并且将削弱致央行沟通预期管理作用。

五、期刊联席会

在期刊联席会上，广东财经大学副校长邹新月主持了会议，来自南方经济、中山大学学报、暨南学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华南农业大学学报、国际经贸探索、金融经济学研究、产经评论、广东社会科学、证券市场导报、学术研究、广东财经大学学报等十多家期刊编辑围绕着研究选题、稿源组织、评审管理、作者发动等问题展开了深度讨论，形成了广泛共识。

《广东社会科学》总编辑江中孝认为，近年来无论是综合性期刊，还是专业性期刊都在朝着规范化、高水平的方向迈进，但未来仍要进一步深化思想、坚定走前沿路线，对中国学术、中国文化建设做出更多贡献。江总编还强调，作为期刊编辑要严把政治导向关、严把学术水平关、严把学术规范关、严把出版质量关。《开放时代》主编吴重庆对办刊情况做了简要介绍，围绕历届开放时代论坛、历次开放时代工作坊的主题展开了一系列分享，并表示目前学科内卷愈发加重，如何打破各个学科边界、挖掘中国特有的历史引入到研究中，从而发挥好文化自主性、形成中国学派是个关键。《金融经济学研究》主编金山提出：“期刊高质量发展契合了国家办好学术期刊的时代需求，而学术性正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因此，金主编深度剖析了学术期刊目前面临的固化现象、路径依赖现象和无序现象难题，强调学术期刊必须注重自身学术逻辑，不被外界干扰。最后呼吁抓住“建立编辑学术共同体、实行编研结合、建设高水平学术编辑队伍、发挥学术编辑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四个关键点，以加强期刊建设。《广东财经大学学报》主编何剑以经济学期刊为例说明了学术期刊如何坚守学术，表明要坚守学术，首先要弄清究竟什么是学术——什么是“学”？什么是“术”？什么是学术思想？什么是经济学术？接着，何主编分别从相关研究的认识、经济学期刊的认识来阐述经济学研究如何甄别非学术，并对经济学期刊坚守学术存在的认识问题和管理问题进行了剖析，继而提出相关建议。《南方经济》副主编万陆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学期刊的学术规范性导向大大抬高了创新的门槛，从而引发了一些低水平的学术生产，如果规范成为一种目的或是形式主义，将难以把中国现实问题准确转化为可研究的理论问题。由此，万副编认为规范只能作为保证研究科学性的一种手段，提升创新能力才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当务之急，而从规范到创新，需夯实理论素养和方法素养两大基础，加强探索性和描述性的研究，讲好经济学故事，并打造出一个足以支撑学术创新的学术共同体。

六、专题分论坛

在四个专题分论坛上，参会作者围绕着乡村振兴与劳动就业、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数字经济与海洋金融、企业创新与公司金融等专题报告了28篇专题论文，来自广东三十多所高校的一百余名学者参加了专题分论坛研讨。

1、乡村振兴与劳动就业

为积极应对持续低生育与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我国实施了“单独二孩”、“全面二孩”、“三孩”一系列政策，以此持续提高生育率。叶俊凯等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发现，“全面二孩”政策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教育、休闲娱乐等弹性较大的精神层面的消费，对食品和日用品等弹性较小的物质层面的消费作用不明显；“全面二孩”政策对奢侈品消费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一般耐用品消费没有显著影响。

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韩宏钻等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的匹配数据发现，中间品进口显著提升企业员工工资水平，且中间品进口的种类扩大、进口价格提高和产品技术含量提升均显著促进中间品进口的工资效应。

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引导以网络应用和数字经济发展为依托的灵活就业新模式的发展。刘国庆等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发现，互联网使用有效的缓解了农村失业问题，就不同就业选择而言，对非正规就业的积极作用大于正规就业。

粤语区方言技能的工资影响效应，关系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业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包容度，也是外来人员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重要参考因素。王鸣等基于2016年广东南海企业-员工匹配数据发现，相对于完全听不懂粤语，部分听到粤语的外来人员工资更高，且该工资效应仅存在于低工资和高工资外来人员群体，而说粤语技能对外来人员工资无显著影响效应。进一步地，听粤语技能的工资效应在生产部门岗位样本组中显著，在非生产部门岗位样本组中则不显著。

了解微观个体对共同富裕的主观感知情况，有助于听民生、察民情、解民忧，对于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贺建风利用CFPS数据中微观个体的民意感知数据构建共同富裕指数，并提出提高共同富裕的民意感知应重点关注环境、贫富差距、教育、住房、政府廉政五个维度。另外，他认为主观感知视角的先富带后富效果有限，且提升人民未来信心程度关键在于贫富差距、政府廉政、社会保障三个维度。

在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背景下，敖志明等将消费信贷、贫富差距纳入同一研究框架下，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发现，个人消费信贷推动消费的扩容升级作用，并在优化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同时，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更显著。贫富差距通过在收入差距上、房价上涨时的财富差距上抑制了全民的消费扩容升级。

党中央始终将金融资源配置的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上，金融资源与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密切相关，同时也强调要为我国未来的生态环境提供良好保障，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罗冰莹等结合我国2004-2017年248个地级市数据，通过构建多种面板模型发现，环境规制与经济正在质量之间存在“U”型曲线的关系且出现区域性差异特征。金融资源配置不仅可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直接正向影响，还可通过作用于市场化程度和科技发展而对经济曾展质量产生间接影响。

2、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

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是全球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扰动因素之一，这种扰动同时具有时变性和异质性特征，由此使各国货币政策制定面临复杂的协调难题。陈创练、王浩楠基于TVP-VARX和TVPSVAR方法构建了国际政策协调/不协调模型，并指出美国货币政策对全球通胀膨胀和产出缺口分别表现出以邻为壑和富邻效应；美国货币政策向受其货币政策“牵引”更强的国家输出金融风险，即对宏观杠杆周期的影响存在以邻为壑效应。

双边政治关系作为保障国家国际经贸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张帆等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意愿和成功率存在明显的当期促进效应;双边政治关系的积极作用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时间趋势变化和参与全球治理意愿上升而不断增强；在并购标的上，双边政治关系的促进效应对于OECD国家和亚洲国家企业更强，对于非公有制企业的促进效应也更强。

我国各地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经济发展状况和金融资源配置等方面存在严重的区域性失衡，随着新住房制度的逐步落实，房地产市场供求主体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郭文伟、何洁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房价泡沫与区域系统性金融风险有相互抑制的效果，但具有区域特征；东部地区的区域系统性金融风险对房价泡沫的抑制效果明显，但反过来的抑制效果并不明显；中部和东北地区房价泡沫与区域金融风险之间长期具有相互抑制的关系，但东北地区的房价泡沫在短期会促进区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上升；西部地区的房价泡沫对区域系统性风险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但在短期，区域系统性风险会对房价泡沫产生一个正向的冲击。

宏观审慎政策是维护金融稳定、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林欣等基于51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银行体系2000-2018年的面板数据发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施宏观审慎政策有效降低了银行体系风险，减轻了各国银行体系风险的传染，且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和沿海国家对宏观审慎政策的反应更为敏感。

“十四五”规划突出强调了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探索协同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刘倩倩等基于“事前”角度使用DEA合作效率测算方法指出，从整体层面来看，合作组合的合作效率提升主要是由技术效率带动的，而合作组合的合作效率下降则主要是由规模效率导致的；从个体层面来看，结合测算的合作效率及相关政策方向，珠海和江门，珠海、江门和中山，珠海和中山等组合的合作潜力看好。

追求性别平等，实现妇女赋权是增强女性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重要措施。林玉婵、罗明忠基于性别平等视角，使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发现，女性就业认知、就业参与和就业收入（包括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均对女性幸福感存在显著积极影响，家庭决策权在女性就业对其幸福感提升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她提出，应树立男女平等观念，积极引导女性就业，降低对男性的依附，提高女性的家庭决策权和经济社会地位，寻求女性在家庭内外的平等，进而提升女性幸福感，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3、数字经济与海洋金融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对农民的生活方式和福利水平产生着深刻影响。刘子玉、罗明忠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发现，数字技术采纳通过阶层认同提升农民幸福感，其中，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联结是其主要传导机制。并且，不同性别组和不同人力资本组的农民，均能通过数字技术采纳提升客观幸福感，但数字技术采纳对主观幸福感的显著效果主要存在于男性和高人力资本群体中。

无限供给、非竞争性、规模报酬递增等特点使数据成为突破传统要素约束与增长极限的现代生产要素，并深刻影响平台经济发展逻辑。在平台数据经济以及数据平台化的双重作用下，数据实现了从非垄断性到垄断性的转变，并逐步成为平台经济的典型趋势。晏宗新、余曼琪以抖音起诉腾讯案为研究对象，基于竞争结构和竞争过程分析发现，平台经济主体所具备的数据优势易构成破坏市场可竞争性的激励条件，具体表现为损害市场效率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金融科技的发展给金融市场带来了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影响。王仁曾、郭峰通过构建静态模型进行理论推导，同时借助2013-2018年互联网理财平台数据，使用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等实证检验发现，金融科技推升了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承担水平；金融科技对中小型银行信息风险冲击大于大型银行；由于农村客户群体的理财观念、享有的互联网资源落后于城市客户群体，使得金融科技对以服务农村客户群体为主的农商银行的不利攻击小于其他银行。

在现代社会，数字经济在社会生活中应用广泛，并且数字经济的战略地位凸显。吴浩存、李晓敏通过各种数据分析方法并创新性地从三个维度对数字经济展开测度。通过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促进发明类、实用新型创新和外观类创新能力提升。最后对政府发展数字经济和提升创新水平提出相关建议。

随着中国市场的快速发展和机构投资者的快速增长，研究外部信息对企业价格效率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钟嘉颖等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外部信息在提高信息效率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在与更活跃和更合格的外部人士相关联的公司中，FPE和RPE都显著升高。在影响机制方面，不仅发现了“外部治理”机制，而且还发现了“信息学习”机制。对于拥有更多分析师和报告的公司来说，即使没有FPE的改进，RPE也会得到改善。

过去50年来，贸易政策方面最重要的两项发展是优惠贸易协定的扩大和反倾销保护的扩散。朱敏等采用了两步选择模型研究优惠贸易协定(PTAs)对反倾销保护持续时间的影响并得出了几个关键的发现。首先，与非PTA成员的目标国家相比，PTA成员的反倾销保护时间明显更短。其次，对持续时间的影响部分取决于家长会是否有专门与反倾销有关的规则。平均而言，在所有用户和目标国家中，有规则的PTAs的持续时间比没有规则的更短(而且两者的持续时间都比非PTA成员短)。

排放市场在环境政策领域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人们相信，排放交易计划和排放市场能够比“命令与控制”(CAC)方法带来更显著的环境效益，后者涉及严格和强制性的排放限制。与监管措施相比，以市场为基础的方法需要更低的合规成本和更灵活的机制，从而有可能实现更严格的标准。马靖淇等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来重新评估程序的平均处理效果，并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新学习的策略优于回收策略，具有统计学意义；回收是无弹性的，不能像预期的那样减少排放。

4、企业创新与公司金融

当前，中国金融、房地产等行业具有超额利润率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资本逐利动机驱使下，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脱离原来的主营业务，选择进行金融投资参与分一杯羹。庄旭东、王仁曾发现，中国企业进行金融投资的主要动机是利润追逐，而非预防性储备，金融科技发展会加剧投机性逐利动机，促使企业偏好金融投资活动，加剧了“脱实向虚”问题。金融科技发展通过改善金融投资收益增强了企业的投机性逐利动机，进而加剧了企业金融化问题。

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十四五”规划的重点议题，随着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进入下半场，资本市场已成为改革重地，混改政策对国有上市公司股价信息效率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俞丹丹等认为，国有上市公司股价信息性存在显著的时间、地区以及行业上的差异；“量变式”混改变革并不能改善国有上市公司的股价信息性，而“质变式”的混改变革则能够有效提高国有上市公司的股价信息性；以2015年混改纲领性文件出台为标志，发生混改的国有上市公司中有超过八成的公司股价信息性得到改善，特别地，中部省份和东部沿海省份的改革效果更为明显。

债券市场作为企业直接融资的主要渠道，在当前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研究其对企业融资的影响尤为重要。曾倩、朱传奇发现，不确定性越高，信用利差则越大，对债券融资抑制作用越强，信用利差在这个机制中充当中介变量的角色。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不确定性的增加都降低了债券融资需求，但国有企业的信用利差与不确定性的相关系数不显著，而民营企业的信用利差与不确定性的相关系数显著为正。

国际产业竞争日趋激烈，我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比较优势不再突出，制造业面临巨大发展压力，产品智能化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是个历史机遇。韩宝国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产品智能通过嵌入式软件定义，嵌入式软件创新增加嵌入式系统种类，进而增加最终产品多样性，嵌入式软件具有知识外部性，带来规模回报递增效应，从而推动工业内生增长。并且，嵌入式软件收入占工业增加值比重每增加1%，人均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平均增长2.3个百分点，嵌入式软件对智能制造发展起到关键作用。

基层工会作为嵌入企业治理内部一项独特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在我国现代化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罗挺威、董志强发现，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建立工会的企业要比未建立工会的企业有更多的慈善捐款和治污投入；工会能够显著提升员工劳动产出，并且在劳动产出较高的企业中，工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越大；当企业建有党组织、企业主的社会阶层认同度更高、企业建立时间更长时，工会与企业之间就更容易在社会责任上达成“协作共赢”的关系。

美国工业机器人的库存从2000年的12836台显著增加到2016年的31404台。机器人的使用逐年增加，不仅会取代人类的工作，反过来还会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机会。因此考虑机器人对劳动者的心理健康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向地灵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增加机器人使用对工人心理健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体现在药物、酒精等相关因素导致的死亡人数增加。此外，还讨论了机器人与心理健康之间可能的传播渠道，并考虑了政治影响。

资本市场有效性问题一直是金融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可以帮助公司做出更好的决策，更有效地配置资产。随着交易成本的降低和开放度的提高，中国资本市场的整体价格效率逐渐提高，但仍然存在一些效率低下的公司。刘天珏等通过实证分析发现，CEO信息使用的专业性、信息使用的优势、信息使用的成本影响着公司的信息效率。基金持股比例、基金经理的技能、基金的公司访问对企业信息效率也有重要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CEO与基金经理之间存在信息溢出。

本次年会是在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之际举办，具有如下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本次年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新发展格局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聚焦乡村振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一带一路与双循环新格局等重点领域，通过大会嘉宾主讲和分论坛研讨相结合的方式，彰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伟力。二是本次年会深入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党史教育学习，站在建党百年的历史起点上，开设纪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先驱、著名经济学家卓炯的专场论坛（卓炯论坛），深度研讨百年党史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彰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伟力。三是本次年会立足广东打造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增强畅通国内大循环和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功能，奋力实现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广东的使命任务，就广东新发展格局构建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真知灼见，彰显广东经济学界的理论自觉。四是本次年会通过院长联席会和期刊联席会搭建交流平台，30多位广东高校经管院长和10多家核心期刊编辑共聚广东财经大学，共商经济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重大问题，彰显广东经济学界的行动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