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三十年”的总经验：必须坚持改革

宋 子 和

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前三十年，应当说我们做了艰苦的探索。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始终没能跳出斯大林的模式，即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客观上讲，那个年代我们只能学苏联。因为原苏联是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而且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经济发展的伟大成就；斯大林又发表了《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从理论上总结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苏式社会主义，它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是公有制，基本特征就是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而且把有计划、按比例和按劳分配，说成是社会主义特有的客观经济规律。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解决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创造出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战胜和代替资本主义。尽管当时我们党内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些同志，认为中国原来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没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不应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但党内的“左”倾思想占主导地位，刘的观点被批为“小脚女人”， 1956年，我国就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宣布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进而在所有制方面，搞“一大二公三纯”的公有制经济。国有制一统天下，城镇集体经济上面层层由“联社”统起来按国营的办法办企业，所以被称之为“二国营”；农村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很快就成立了“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公社，要执行政府的统一计划。运动不断，“抓革命、促生产”，到文革10年，我国经济到了破产的边缘。

对前三十年我们虽然不能一概否定它取得的成就，但从我们党奉行的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言，应当说是失败的，因为历史事实证明它不符合中国国情，违背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原理和客观规律。（到上世纪90年代初的苏联瓦解更证实了这种模式的失败。）后三十年我们党在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吸取前三十年的教训，坚持反对“左”倾错误，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纪元。对改革开放如何定位？胡锦涛同志在庆祝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讲话中讲这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把它同推翻封进王朝的辛亥革命和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结束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新中国成立的革命并列，称之为“第三次革命”。前两次革命都是以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为特征的，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改革开放这场革命就是否定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而不仅只是“发展完善”原制度模式。事实是三十年来上述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三个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第一，在所有制方面也就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已从过去的“国有制”一统天下，改变为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形成了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结构。由于国有制的实现形式改革为现代企业制度的股份制为主的多样化，有的成为公众公司，这同过去完全附属政府（部门）的“算盘珠”已大不一样；此外，外资、私营、个体等非公有制经济，实际上已占总量的60%多，（广东占2/3）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主体。第二，在流通领域有两个方面已发生根本性转变。一是国内方面，初步建立起来的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代替了高度集中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已开始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二是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从过去的封闭、半封闭状态转变为全方位开放。开始融入国际经济、利用国外资源。第三，在分配领域，不仅克服了过去的平均主义，而是实行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了效率的提高。

上述三个方面的制度创新，实质上是否定了原来的社会主义模式，开辟上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当然，三十年来，“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不仅没有先例，而且遇到了极大的阻力，有人概括有四次大争论：首先，搞“两个凡是”还是改革开放？然后是争论搞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后来是争论私营经济是祸水还是活水？最后争论改革的方向是否错了？这个争论至今还在继续。可以说三十年来始终存在着改革开放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的争论。从广东来讲，从价格改革，创办特区引进外资，到国企业改革，特别是产权改革到发展私营经济，……始终存在着来自“左”的阻力。

勿庸讳言，在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和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中，难免会出现失误，旧的矛盾解决之后又出现新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需要继续探索，按小平同志的估计，到本世纪五十年代即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才能定型。反思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觉得有三个问题是明显不足的，第一、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不仅使经济体制改革深化不下去，如国有垄断行业的改革；而且由于政府掌握资源太多，会导致权力寻租，出现权钱交易，腐败蔓延。现在全国各地正在进行行政机构改革，期望不要走过场。刚闭幕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加强党的建设，这是建设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党的建设好了，政府政策才能搞好，这是显而易见的。第二、分配不公，出现收入差距过大。解决了平均主义，又出现收入差距过大，其责任主要在政府。这次为应对金融危机，政策过度向国有企业倾斜，有些央企向股市楼市投入大量投资，造成虚拟经济的泡沫。全国出现“国进民退”的现象，应警惕旧体制的复归。第三、社会改革进展缓慢。医疗、教育、住房制度改革走了弯路，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保障不到位，影响社会稳定。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不能说是改革的市场化方向错了，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的表现。只有深化改革不动摇，才能逐步有效地解决。

（作者系广东省委党校教授、广东经济学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