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建言

2010年第1期（总第16期）

广东经济学会秘书处       2010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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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科学发展不宜再沿用GDP指标

——建议尽快以“幸福指数”取代GDP

张 井

  时逢岁末年初，“GDP”满天纷飞。有些官员以它炫耀政绩，有些地方用它排定下级座次，决策者据它制定规划，研究者凭它分析形势，但老百们对它并不关心，只望来年生活更加幸福。我不怕寒冷，但见那漫天飞舞的GDP，竟不寒而栗。我怕它继续误导经济运行，破坏科学发展。GDP的缺陷已被揭露批判不少，为何对GDP的迷信还如此严重！

GDP从“伟大创造”演变为“糟糕标准”

 什么是GDP？它的原名叫国内生产总值，和孪生姐妹国民生产总值GNP，是美籍俄裔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于20世纪40年代初发明的。GDP是指在一国（地区）的一定时期，所有常驻单位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最终成果，按市场价格计算的总值。而GNP则是GDP加上来自在国外的本国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减去付给在本国的外籍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前者是以本国领土为界线，后者是以本国籍单位和人民为界线；前者的价值是生产概念，后者的价值是收入概念。

GNP和GDP诞生的时代背景，是多数经济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还不很高，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生态环境比较好，产品供给仍然不足，加快经济总量增长是主要矛盾。各国在经济增长论的影响下，实施集中力量加速经济总量增长为目标的战略。库兹涅茨的GNP和GDP核算体系，能够比较好地衡量经济总量增长程度，适应了经济增长观的要求，所以被各国普遍采用为经济增长综合指标。实施结果，推动了经济总量高速增长，加快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人均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但不久便逐渐发生异化，出现了资源浪费，生态环境劣化，经济比例失调，失业增加，贫富悬殊，国债高筑，治安恶化等严重情况。到60年代前后，经济总量增长不再是主要矛盾，经济协调持续发展，社会进步变成了主要矛盾。这时，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观不再是正确的指导思想，以GDP或GNP为综合指标有严重缺陷。还有学者提出所谓“增长极限论”、“零增长论”等反增长理论。这些理论虽不全面，走到了另一极端，但它们揭示了经济增长理论的不足，为发展论作了初步理论准备。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经济学权威，美国萨缪尔森在其名著《经济学》于1985年出版的第12版中有强烈回应。他一方面赞扬了GNP的开创者库兹涅茨“作出了20世纪这个伟大创造”，如果“没有它，宏观经济学还可能在杂乱无章的数据之海漂泊”。^①但同时他也承认GNP确实存在缺陷，同意对它进行必要矫正，在它的框架中加上“经济净福利”（MEW）元素。到了1998年《经济学》第16版时，萨缪尔森除了坚持说GDP是“20世纪最伟大发明之一”，是“最综合指标”等观点外，不得不更多地承认GDP的缺陷，“不是一个完美的衡量真正的经济福利的指标”。又到了21世纪初，经济增长观和GDP的缺陷暴露得更加突出，法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提格里说：“当今世界GDP愈来愈成为衡量社会福祉与经济结构变革的唯一标准。但实际上对人类生活品质而言，GDP是一个糟糕的衡量标准” 。又有批评者说：“国内生产总值代表的是国内污染总值”。 ^②

实施科学发展观不应沿用GDP为综合指标

我国从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是实施经济增长观，并从1985年起以GDP为综合指标的。考虑到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经济崩溃边缘的情况下开始的，初期集中主要力量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和以GDP为综合指标，是必要的，也因此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但到后来，逐渐发生许多严重问题，主要表现在城乡发展不协调，区域发展不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人与自然不协调，对外开放规模与开放水平不协调以及贫富差距拉大等。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不是对经济增长观的补充和改善，而是对它的扬弃。两者从本质到内容都有根本性区别。“增长”和“发展”两个概念，传统用法是相同的，但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现了发展理论的雏形，这两个概念的定义就区分开来了。增长只是指经济数量的增加，而发展则是指全面的数量增加和质量进步。增长观的目标是单纯经济总量增大，核心是以物为本，根本方法是攻其一点（经济总量）不及其余。发展观的目标，是经济、社会、政治、人文、自然多领域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核心是以人为本，即十七大报告说的“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即使是衡量经济总量，GDP也是不准确的，它隐含了很大的虚数和负数。虚数是指不真实的数值，如它不包含家庭劳动的价值，也不包含非登记经济的价值，但这些价值是客观存在的。负数是指把破坏性生产的数值纳入了GDP，这些数值越大，社会财富不但不是增加，而是损失越大。如对资源破坏性开发，对劳动力破坏性使用，重复建设等所造成的损失，比其“创造”的价值要大得多，所以形成了负数。灾害的损失不减除，救灾的建设却增加，实际也是负价值。汪洋书记对此种现象说得很生动：“我们有的GDP数字很好看，但并不是增加社会财富，而是浪费了社会财富。如建大桥，是GDP，让大桥坍塌了拆掉，又算GDP，再建一次大桥，还是GDP，这样三次统计，GDP数字大量增加，其实社会财富大量浪费，而真正形成社会财富的只是最后一座桥的价值”。对于经济增长速度，增长观和发展观的观点不同。增长观追求最高经济增长速度，所以认为速度越高越好。发展观则认为，经济增长速度要与资源供给状况和全面发展需要相适应，所以应当稳定增长，好中求快。以资源高耗，生态环境变坏和比例失调为代价取得的快速度是有害的。历史事实证明，以GDP为综合指标，只适用于经济总量增长为主要矛盾的实行经济增长观前期，而不适用于已注意兼顾全面发展的后期，更不适用于实施科学发展观的现在。所以我国实施科学发展观，应当同时摒弃以GDP为综合指标，改用适合科学发展观的综合指标。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一五”建议中适时地提出了“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社会综合评价体系”，但遗憾的是没有付之实施，而是仍旧以GDP为综合指标。我认为党提出和实施科学发展观后，虽然党和政府采取了许多重要政策和措施，以图解决不全面不协调问题，但收效甚微，甚至有些不协调现象进一步加剧了，主要原因可能是继续实行了GDP这个 “糟糕的标准”。

应以幸福指数为综合指标

十七大报告说：“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温家宝在今年春节团拜会上也说: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加尊严”。实施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的幸福。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也是为了人的幸福。经济总量较快增长虽然是民众幸福的必要条件，但不等于幸福，也不与幸福正相关。现在世界上民众幸福感较高的国家并非经济最发达国家，而是经济较好，全面协调发展，重视民生和社会和谐的国家。所以实施科学发展观的国家（地区），应同时以显示人的幸福程度的幸福指数为全面发展的综合指标，这样既可推动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又可消除过去实行经济增长观和以GDP为综合指标所遗留的问题。幸福指数则与民众的利益和幸福直接相关，民众必然十分关注幸福指数，政府的认识与民众的意愿就会统一起来。

设计和实施幸福指数虽然比较复杂困难，但现在已经具备了条件。因为在国内，我国已积累了丰富的建设现代化的正反历史经验。另方面，也有国际实践经验和研究数据可供借鉴。例如毗邻小国不丹，已实行以幸福指数为发展综合指标30多年，并制定和执行了一套包含4个领域9个方面72个项目的指标体系，定名为“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缩写为GNH）。不少经济发达国家也开始了幸福指数研究。英国新经济基金会公布了“幸福星球指数”，日本开始实行“国民幸福总值”指标。

但是我国当前的情况是，研究“绿色GDP”较多，研究幸福指数很少，据说有一种先实行“绿色GDP”待以后“条件成熟”才实行“幸福指数”的想法。我认为这种想法是保守的。因为所谓“绿色GDP”是在传统GDP的基础上减除自然资产和人文资产的不合理损失，搞得再好也只能消除GDP中的虚数和负数，但它仍然是GDP，GDP的基本缺陷—主要是只顾经济，不顾其他领域的片面性没有改变，只顾当前不顾持续的短期性虽有所改善但尚未消除，仍然会破坏科学发展观的实施。我国现在只有实行以幸福指数为综合指标，才能既矫正过去实行经济增长观和GDP所遗留的问题，又推动科学发展观的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并为子孙后代开拓持续发展道路。建议省委、省政府充分重视这一问题，除积极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意见外，在本省设立重点课题，组织专门班子开展研究，并尽快开展试点，以进一步推动这一工作与科学发展观的深入实施。

注释：

① 萨缪尔森•诺得豪斯《经济学》，第十二版上，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第170-171页

② 同上书第16版，华夏出版社出版第325页

（作者系广东经济学会顾问）

审签：王利文

抄送：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主要领导同志

省社科联主席    （印20份）

责任编辑：余甫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