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经济学会历届理事会领导机构我的导师卓老离开我们已经有20年多，2008年迎来了他诞辰100年周年纪念日（1月24日）。
这100年，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变迁和人间沧桑中最壮烈、最伟大、最曲折、最波澜壮阔的100年：普世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和宪政制度催生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千年帝制，首建了中华民国；八年抗日战争胜利，民族独立，中国成为联合国五个常务理事国之一；十年内战结束，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反右、“三面红旗”、文革等“极左”思潮和路线，将中国引入历史上最泥泞、最艰难的20多年曲折路程；改革开放三十年使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又重新崛起，创造了当代世界奇迹……。
卓老的80年人生，不但经历、目睹了这些百年巨变和挫折，而且参与了重大变革，以他的生命和思想去关注、求索中华民族的命运及前途，尤其是在经济理论上率先突破禁锢中国人头脑数十年的“产品经济—计划经济”理论，引爆了一场极其深刻的、全国性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理论革命，开辟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航向。
当我们在享受改革开放30年成果和进行改革开放30年回顾总结时，我们必须高度评价卓老在中国经济理论界的学术地位和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重大贡献：他是“中国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理论的首倡者和先躯，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先行者。卓老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广东学术界的骄傲，也是全国学术界的荣耀。必须指出，在现有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和总结中国经济改革的论著中，一些人有意或无意地淡化甚至忘却了卓老的巨大贡献。人们不要忘记，没有卓炯，中国要突破“产品经济—计划经济”理论的“禁区”可能要推迟若干年；广东之所以改革开放全国先行，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以卓老为代表的广东学者的理论创新先行，用理论创新引导着改革开放先行的思路、目标和政策。
我们纪念卓老，不仅仅是要承继他首倡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理论的学术遗产，更重要的是要继承和发扬卓炯精神及卓炯人格：献身学术、人格为本、求索创新、坚持真理、淡泊名利、平等待人等，尤其是他的创新精神。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和坚持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是要象卓老那样坚持理论的不断求索和创新，用理论创新推动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
卓炯与我：导师、领导和同事
我1970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机械系，原是学理工科的。1979年3月，考入华南师范学院（现华南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
卓老当时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华师聘请卓老为我们专业研究生指导小组导师，讲授《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课和指导研究生毕业论文，卓老成了我们的导师。我入读研究生后，已听闻卓老是广东省最有影响及全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当知道卓老是我们的导师后，我心里十分高兴，并暗下决心要很好地师从卓老。
卓老给我们讲授《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时，不是按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课书讲，而是按他的《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以下凡注同上的，都指此书）的理论体系讲。这当时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生教学中，是绝无仅有。可以说，我们班的几个研究生同学，在全国是最早系统地接受商品经济理论教育和熏陶的。卓老讲课时，从方法论的一般性与特殊性讲商品经济的一般性，论证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商品经济；从分工是商品经济的起源和存在的根本原因，由于社会主义存在分工，所以社会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从社会分工是人类永恒的经济活动来预言商品经济永存，提出“商品经济万岁论”。
80年代初，在中国经济学界，基本上分为产品经济学派和商品经济学派，这在广东尤其突出，卓老是商品经济学派的旗手和代表，而原暨南大学的校长蔡馥生教授是产品经济学派的代表。华师与暨大一路之隔、校门斜对，卓老在华师给我们倡导商品经济理论；蔡老在暨大坚守产品经济理论，“两军对垒”，成了全国经济学界的“缩影”。我们专业的几个研究生同学成了卓老商品经济学派的信徒。后来我与梁桂全同学（现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合写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研究》（
在研究生学习期间，我经常上门（到他广州越秀北路的住宅）请教卓老。有时和桂全同学一起去，有时我一个去；有时按预约时间去，有时突然上门，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他当时正在构写《政治经济学新探》写作提纲，他多次将写作提纲给我，让我提意见。一个全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把自己专著的写作提纲多次让自己的学生（包括其他同学）提修改意见，这是何等的虚怀若谷！
1982年9月，我研究生毕业，当时已开始不实行统一分配，由自己寻找工作单位。我的愿望是想从事研究工作，很想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工作。于是，我找卓老，将我的想法告诉他。卓老好象考验一下我似的对我讲：“搞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是非常艰苦又充满风险的，你考虑清楚没有？。”我回答说“我从学自然科学和从事技术工作转为考政治经济学研究生，就是想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文革期间我是学校的重点清查对象，已经经历过社会科学的风险考验，我不怕。”。卓老点点头，答应向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领导班子和人事部门竭力推荐。很快我被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接纳为研究人员，从事我毕生的研究事业，卓老成为我的导师、领导和同事的“三位一体”。这样，我有更多的机会与卓老在一起，了解他的学术思想、人格、精神了。
1984年2月在江苏无锡召开“纪念孙冶方逝世一周年及经济改革理论研讨会”，卓老让我陪同他一起出席，这是我与卓老相处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我对卓老及其商品经济理论在全国影响和地位体验最深的一次。当时，在我国经济学术界已有“北孙南卓”的流传（北方孙冶方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第一规律影响全国，南方卓炯在1961年全国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及社会主义是计划商品经济也影响全国）。全国各地数百人出席这次会议，经济学术界对卓老的尊重、对商品经济理论的认同，使卓老成了会议和新闻媒体的中心人物。在无锡的几天，卓老的住房来访者络绎不绝，或是专家、学者来拜访及请教、探讨商品经济理论问题；或是报刊杂志传媒来采访、约稿。在关于如何评价孙冶方的学术地位问题上，卓老对孙老既极其尊重甚至崇拜，又指出他的历史局限性。在将孙冶方的骨灰撤入太湖（这是孙冶方的遗愿）过程中，他十分虔诚，热泪盈眶，有时合手默拜。卓老认为，孙冶方是我国建国以来最杰出的经济学家，是我国经济学界的楷模和学习榜样，孙冶方提出的“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是第一规律”是对我国经济理论的最大贡献，并是经济科学的第一定律。卓老同时又指出，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孙冶方未能沿着自己提出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经济第一规律的路向，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理论，我们应在他的价值规律理论基础上，彻底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创建我国商品经济理论体系。在谈到经济改革理论时，他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不能再以“产品经济—计划经济”作为理论基础，必须以商品经济作为理论基础。会上，多数学者都理解和认同了卓老首倡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理论及我国经济改革应以商品经济为理论基础的思路。这次全国经济理论界的无锡盛会，既是对孙冶方的纪念，又是对“北孙南卓”领军人物的确认，更是一场“商品经济”理论革命的动员。此后，商品经济理论研究在全国蓬勃地展开，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也逐渐成为全国学术界的共识。
为了传播和研究卓老的商品经济理论，1984年下半年，我主持的理论研究室（当时我是广东省经济所理论研究室主任）的研究人员分工合作，在全面阅读、研究了卓老的论著和文章基础上，编写了《卓炯经济观点要点摘编》（3万多字）。我将工作情况和成果多次向卓老汇报，他让我们一定要以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为主线，并要突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是把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改造成计划商品经济体制。我们按他的意见进行后修改，全文发表在1985年增刊《广东农村金融研究》）。
1984年底，我与梁桂全等几位中青年经济学者发起，在广州燕塘大厦举办了以中青年经济学者为主的卓炯经济思想座谈会，数十人出席，这在广东和全国是第一次。筹办时，我们曾定为庆祝卓老生日和卓炯经济思想研讨会，但卓老十分低调，让我们改为座谈会。会上，我们热烈地探讨了卓老的经济思想，卓老向我们提出了殷切的期望：我很喜欢和年青人在一起，你们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机遇，比我幸运，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理论创新，我希望你们在理论创新上做出贡献。理论创新是卓老的学术灵魂，他也希望传承给后来者。
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制订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社会主义是计划商品经济。卓老首倡的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终于变成中央的决定，这极大地鼓舞了学术界和全国人民。1985年6月，在广州市召开了来自全国10多个省市近100名专家学者参加的“卓炯商品经济理论研讨会”，研讨了卓老的商品经济理论体系，并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商榷和深入研究。我出席了会议，并提交了一篇题为《评卓炯的商品经济理论——兼谈谈如何深入探讨现代商品经济理论》的论文（后发表在1985年第3期《广东社会科学》）。我在充分评价卓老的重大贡献后，提出与卓老商榷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他认为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唯一原因问题；另一个是他把“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包括公共主义）称为计划商品经济，把资本主义经济称为自由商品经济”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我是与卓老持有不同观点的。我是卓老的学生，又是他的属下，有点担心他对我有什么想法。没有想到，会上他对我讲：你的文章我看了，你提出的问题很值得研究，我们既是师生，更是同事，学生应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越老师，在学术研究上没有什么领导与下属之分，大家都是探索者，人人平等，你应该大胆探索和创新。卓老对不同观点和持不同观点的人，如此宽容和鼓励，我更体验到卓老的学者胸怀和风范。会后我与杨昌俊合写了《“卓炯商品经济理论研讨”纪要》（发表于1985年第5期《南方经济》，转载于1986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选汇（政治经济学）》）客观地纪述了会议对卓炯商品经济理论的高度评价和提出的商榷问题。
1986年，我在佛山市委党校主持了《当代中国经济理论和对策讲习班》。全国各地200多人参加，请了卓老、王琢、熊映梧、肖灼基等全国著名经济学家主讲。卓老主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讲课中，他突然呕吐，难以讲课，我请医生来并商量取消讲课，卓老摆着手对我讲：他们从全国各地来广东，大多数又是中层领导，想来学习广东的经验，机会难得，我不能浪费他们的宝贵时间，不要停课。他服了一些药，带着病，将他的商品经济理论结合广东的改革开放实践，坚持将三个小时的课读完。这种为社会、为他人带病传授知识的师德，再次体现卓老高尚的学者风范和人格。
1987年，卓老病危住院期间，我多次去探望他，他勉励我：你还年青，思想解放，要以社会科学作为自己的事业，不断地研究和探索新情况、新问题，得到任何社会荣誉，都不要骄傲自满，学术研究是永远没有止境的。这是卓老留给我学术人生的“遗嘱”，我将会终生遵嘱。
卓炯：“中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理论的首倡者和先驱
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及经济崛起已30年了，我们也迎来了卓老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我们应把卓老的学术贡献和地位，放在中国改革开放前的30年和改革开放后的30年的历史长河中来评价和检验。中国经济理论，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是处于“产品经济—计划经济”的冰天雪地之中；在改革开放后的30年，是处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春暖花开之中。卓老是冰天雪地中的梅花，曾一枝独秀，又引来春色满园。卓老在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和中国改革开放史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是产品经济理论禁区的“爆破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首倡者和开拓者、商品经济万岁的预言家、中国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人、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先行者，是“中国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理论的首倡者和先驱。
中国产品经济理论禁区的“爆破手”。由于受到马克思设想未来社会消灭私有制、消灭商品和货币、实行各取所需的历史局限性的影响，和受到斯大林社会主义产品经济理论垄断性的束缚，中国经济理论自1949后，就一直以“产品经济—计划经济”理论为主流理论，并导致在实践中推行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和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将中国曾经发展起来的半商品经济和半市场经济转变为产品经济—计划经济，实质上使中国经济全面倒退。为此，卓老一针见血地指出“斯大林所设想由商品经济向产品经济过渡的办法，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检验，证明不是一个好办法，实质上是一种商品经济倒退到自然经济的办法。”（同上，P332）在改革开放前，卓老是最早批判社会主义产品经济理论的学者，他是冲破产品经济理论禁区的“爆破手”，炸开一个通向商品经济理论的生路。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首倡和开拓者。早在1961年，卓老在批判消灭商品、货币的产品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指出“经典作家也提出消灭商品生产的问题，比如恩格斯说过……如果从文字上去理解商品生产当然是要消灭的。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一方面要全面地分析经典作家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一方面还要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出发。后者特别重要，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尺度”（同上，P7）这就十分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应是商品经济而不应消灭商品生产。随后卓老又提出“我把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称为计划商品经济”（同上，P140）。根考据，这在我国学术界是最早提出的，卓老是中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首倡者和开拓者。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卓老先后出版了《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政治经济学新探》等著作，致力构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体系。
商品经济万岁的预言家。共产主义一直是人们追求的消灭商品及货币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要消灭商品经济已成为“公理”。但卓老在首倡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创新基础上，沿着社会分工永远存在、商品经济也永远存在的路向，提出共产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他大胆地预言“随着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就会进入共产主义的商品经济。”（同上，P58）“直到目前为止（1983年，作者按），最多是承认社会主义有商品经济，对共产主义有商品经济这一点，许多人还不为然。我承认共产主义还是商品经济”（《广州价格通讯》1983年第一期）因此他自称和一些学者称他是“商品经济万岁论”。卓老是商品经济万岁的伟大预言家、最彻底的商品经济学家，这一预言和理论的彻底性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沿此，我们可以预言市场经济万岁，并且将其与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相融合，我们还可以预言个人所有制（民有制）万岁、私产万岁！
中国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人。我考证后，虽然还没有发现卓老在文字上直接讲社会主义是市场经济，或未提出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市场经济。但早在1982年，他就讲过：“有的同志怕讲市场经济，其实，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计划市场经济。”（《创造性的经济管理体制》，《羊城晚报》，1982年11月3日）卓老生前在多次场合强调，商品经济实质上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卓老不仅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首倡者和开拓者，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先驱。卓老首倡和开拓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及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便他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先驱。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他就提出“当前出现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承认社会主义还是商品经济。”（同上，P284）“当前体制改革的一个值得强调的问题，就是要承认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商品经济”（同上，P340）“大多数同志认为体制的中心问题是中央统得过死，我的看法，根本问题不在中央管得过多过死，而在于这个体制是根据产品经济的要求而不是根据商品经济的需求建立起来的。”（同上，P431）这些超前性观点可以看出，卓老是我国最早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是把产品经济体制改变成商品经济体制的经济学家。卓老还提出“我把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包括共产主义在内）称为计划商品经济。”（同上，P140）“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计划市场经济”（《创造性的经济管理体制》，《羊城晚报》，
“中国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理论的首倡者和先驱。
卓老既是中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首倡者和开拓者，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奠基人，他是“中国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首倡者、开拓者，是中国20世纪“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理论革命的伟大旗手，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先驱。我们撰写中国经济思想史和回顾总结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程及经验时，必须给予卓老重要的篇章和地位。
卓炯精神和卓炯人格
卓老不仅在理论创新上为中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学术遗产，而且将他中国百年巨变的经历和近80年的风雨人生结合起来，提炼了卓炯精神和卓炯人格，使他成为学术界的风范和楷模。我们今天纪念他，不仅是要继承他的学术遗产，更重要的是继承和发挥卓炯精神和卓炯人格。我们可以将卓炯精神和卓炯人格提炼如下：献身学术、人格为本、求索创新、坚持真理、淡泊名利、平等待人。
献身学术。卓老的一生是献身社会科学、献身学术的一生。无论是我当研究生时期，还是我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以后，他都多次教导我：搞研究的人最重要的是不要仅仅将研究工作为谋生手段和一种职业，要将研究工作提升为自己的事业，要献身于研究、献身于学术。即使在他因批判产品经济理论首倡商品经济后受到不公正的处理时，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研究事业。本来他很有条件出国（他太太80年代初到了美国），但他不去。他讲：我是搞学问的，我的事业在中国，我不能放弃我的事业。因年纪大了，师母（我一直这样称他的太太）让他到美国生活一段时间，我也曾建议他到美国看看。他回答：我手上正写《政治经济学新探》，如果不抓紧写，就没有时间了，等我写完了再考虑。直到他逝世前也没有去美国。献身学术、对事业的执著追求，这是卓老的学者精神最重要的，也是搞研究工作的人首先要树立的。
人格为本。1984年，我陪他出席无锡会议期间，与他交谈什么是研究人员、学者最可贵的品质，他以他的经历给我讲：搞研究、做学问的人，最重要的是以人格为本，知识重要，但人格比知识更重要，人格是根、是本，知识是枝、是叶，根深粗才能枝叶茂，知识少可以学，但学者人格就不容易培养，搞学问的人要有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人格，要有独立人格，而学者的独立人格主要体现为独立思考、独立见解、独立观点、要有骨气、敢说真话。与卓老接触过及了解他的人，都为卓老的人格所折服。我们现在许多搞研究的人及学者缺乏的不是知识，而是独立人格。如何象卓老那样培育自己的独立人格，是每一个搞研究、做学问的人都要终生思考的根本问题。
求索创新。人类发展历史和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表明，理论创新是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导。现在人们经常讲思路决定出路，但我们还必须讲首先是理论创新决定思路，没有理论创新不可能有新思路。卓老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理论创新影响和决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思路及出路，甚至毫不垮张地说，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命运。卓老不仅是广东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理论创新的旗手和排头兵，求索创新是卓老精神的灵魂和核心。首先卓老从经济实践中进行求索创新，他突破产品经济理论，首倡商品经济，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现实生活。1960年的困难时期，他深入到人民公社化后的农村，体验到农村农贸市场一经开放，市场马上活跃起来，他就感到非搞商品经济不可（同上，P108）。其次，卓老的理论创新还来自用实践这个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检验经典作家的论断，不当教条主义的信徒。他讲“经典作家也曾提出消灭商品生产的问题，我们处理这个问题，一方面要全面分析经典作家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一方面还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出发。后者特别重要，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尺度。”（同上，P7）。从现实生活出发，用实践检验前人（包括经典作家）的理论，这是卓老理论创新的奥秘所在，也是我们后人理论创新根本出路。
坚持真理。卓老的商品经济理论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产品经济—计划经济”冰天雪地理论中一花绽开的。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学者是坚信经典作家消灭商品、货币的信徒，无疑，他即遭到学术界的群起攻之，但他坚持真理、坚守自己的首倡，不放弃商品经济理论。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摧残人性的大批判风暴中和受到不公正的处理后，他也没有放弃自己首倡的商品经济理论。历史是最公平的，对于坚持真理的人总会给丰厚的回报。遇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机遇后，卓老更是用自己的晚年，全面开拓和构建他的商品经济理论体系，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淡泊名利。淡泊名利又是卓老的伟大人格。我到广东省社科院后，他由我的导师转为既是我的导师又是我的领导，我半开玩笑问卓老，是称他卓院长好，还是仍称卓老好，他说，不要称院长，仍称卓老师。学术界几乎都称他为卓老。与现有一些教授、学者当了单位领导后，不称官衔就不高兴相比，卓老是最没有“官本位”、没有被“官僚”同化的学者。1985年，我在卓老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根本出路是要将产品经济体制转变为商品经济体制思想的影响下，写了《商品经济是经济改革的的基础理论》一文，让他提意见，并提出署他的名字。他讲，文章写得很好，我没有什么意见，这是你的研究成果，名字我就不署了，我从来没有在别人写的文章上署过名。联想现在有的“教授”、“博导”、“专家”，或学生、他人写作署自己名字；或自己出点思路由学生、他人代笔署自己名字，卓老淡泊名利的学术人格是多么高尚呀！上世纪80年代中，很多经济学家或学者开始同商业或市场融合，迅速成为数万元、十万元、几十万元户的“富人”，但卓老淡泊名利、潜心研究和撰写商品经济理论体系的文章及著作，过着清淡甚至清贫的学者生活，据说，他逝世后的私人积蓄仅仅为数千元人民币。有人说，这是卓老的悲哀，但我说这是卓老的高贵。正是由于远离争名夺利的名利场，将时间和精力坚守在学术研究的寂寞的“羊肠小道”上一步一步地攀登，使卓老达到了商品经济理论的光辉顶点。
平等待人。但凡相识卓老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和蔼可亲、平等待人的学者。他是全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但从不以为自己高人一等和掌握了真理，而盛气凌人，总是以平等的身分和平和的态度待人，没有傲慢，没有偏见。他是广东省科学院的副院长，但他将“下属”视为同事，共同研究和探讨，从不指令别人，也从不发火，不恃“官威”使他人服从。他拥有很多全国性和全省性的荣誉，但从不张扬、不显山露水。无论是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人、无论是中老年人或青年人来向他求教，他都一视同仁，以礼相待。
献身学术、人格为本、求索创新、坚持真理、淡泊名利、平等待人“六位一体”融为卓炯精神和卓炯人格的价值链和生命场。我们不能讲卓老是完满无缺的人，但他的确是学者的风范和楷模。卓炯精神和卓炯人格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卓老已离我们远行了，但他首倡和开拓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理论却成了我们的无价之宝，卓炯精神和卓炯人格永远是我们的楷模和典范。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人才出，让我们发扬卓炯精神，争当理论创新的排头兵。
作者简介 郑炎潮，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