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外经贸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着力点

董小麟

外经贸发展方式转变，应当围绕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主题，实现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从主要依靠“引进来”向更多“走出去”转变，从外贸方式与主体的不平衡向相对协调平衡转变。广东作为我国进出口贸易大省也应如此，必须抓好以下六个主要着力点：

一、着力优化贸易方式

加工贸易要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与结构优化转变，同时积极提高一般贸易比重，是贸易方式优化的基本内容。2005年以来，加工贸易在出口中的比重开始降到55%以下，而金融危机的影响则进一步使加工贸易比重下滑，2010年已降至46.9%。但一般贸易所占比重上升的幅度并没有加工贸易下降的幅度大，所占比重从2000年的42.1%到微降至2005年的41.4%再到2006年进入上升期；其中2009年和2010年分别达到44.1%和45.7%。预期一般贸易在“十二五”期间是可以反超加工贸易所占比重的，当然，能不能进一步有效提高一般贸易比重，还有赖于企业自主创新、国际营销渠道的拓展。

二、着力调整主体结构

调整主体结构，核心是加快民营企业国际化进程。2010年，中国国有企业出口所占份额已从2001年的42.5%下降到15.2%；外资企业所占出口份额从最高年份为2005年的58.3%回落到2010年的54.6%；民营等其它企业所占比重则从2001年的7.4%不断攀升到2010年的30.5%。按照这样的态势，今后10年内，民营等非国有内资企业的出口份额有望突破50%。

在外经贸领域提升民营企业的比重，从制度上更符合国际范围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有利于进一步规避政治经济风险。本次金融危机是对不同市场主体的考验。2009年，广东当年出口额下降11.5%，其中国有企业出口下降20.7%，外资企业出口下降12.5%，而其它企业只下降2.3%(其中私营企业只下降0.7%)。由此可以认定，民营和其它非国有控股企业的抗危机能力强于国有与外资企业。所以民营企业客观上更需要成为外经贸主体，那么，在政策上不能仅限于平等待遇，应给予倾斜性政策补偿。

三、着力提升产业优势

提升产业优势，一是要改变出口风险与收益过分集中于少数产业的现象。2010年出口商品中，电子信息类产品和纺织品服装与鞋合计的出口额就占全部出口额的30.4%，可见，主要出口产品涉及的行业太集中。二是要改变某些主要出口产业中，外资与内资比重失衡的现象。在电子信息产品和服装、鞋的出口中，自主品牌很少，各类商品能够引领国际标准的也严重欠缺。三是在提高货物贸易竞争力的同时，要充分关注服务贸易的进出口平衡问题。2010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额769.7亿美元，同比增长41.2%，明显快于货物贸易出口增幅；比服务贸易进口增幅多16.7个百分点；虽然还有116.9亿美元逆差，但逆差有进一步缩小趋势。其中逆差最大的行业是运输、保险、专利权贸易。运输与旅游是我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量最大的两个产业，而运输业本身的贸易逆差就达140.7亿美元；旅游贸易在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出现较大逆差，必须加强旅游产业集约化和产业升级进程，以尽快恢复顺差局面。同时对计算机与信息服务等存在贸易顺差的新兴产业也必须因势利导进一步做大做强。

四、着力加强技术创新

加强技术创新，就是要从主要依靠劳动获得外经贸收益，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获得收益。在中国参与的国际服务贸易诸行业中，最弱项属于“专有权利使用费”，2010年上半年，其出口额仅4.2亿美元，而进口额为65亿多美元，出口额只相当于进口额的不足7%。这折射了中国企业整体研发能力不强的缺陷。

必须指出，我们的国内外专利申请的行业分布还很不平衡，过于集中在信息技术等行业，与美国、日本等专利大国申请的国际专利涵盖面之宽有很大差距，这说明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狭窄。此外，我国大中型企业设立研发机构的情况还不普遍，研发机构“走出去”的更少。我们建议，对有一定实力的企业而言，应该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其研发人员应该包括从东道国聘任的人员在内，以便深度介入国际市场。当我们有更多行业运用知识产权获得真正竞争优势和重要贸易收益的时候，我们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外经贸发展方式战略性转变。

五、着力协调海外投资

从几年来的态势观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集中度非常明显。2009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最集中的是商务服务业（204.7亿美元）、采矿业（133.4亿美元）、金融业（87.3亿美元）、批发和零售业（61.4亿美元）；而名列第五的制造业是22.4亿美元，其它尾随的行业的投资额就更小了。就此，我认为，对外投资的发展，存在需要协调的两个方面：即投资与外贸出口的协调，以及投资领域内部的协调。

六、着力深化市场调研

在加工贸易领域，国内企业主要是接单生产，市场调研实际由外商完成；在一般贸易领域，我国企业较多依赖会展等方式，而主动走出国门或依托海外有信誉机构进行深度调研显著欠缺，因而贸易风险多发，特别是投资风险较大。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目前尚未具备具征服力的国家背景，所以对国际市场还是要以环境和风险的可适应性、可控制性为进入的前提，在实施直接投资项目时尤其需要优先关注政治风险和文化风险因素。中国海外并购交易额在2010年上半年已居全球第二位，但数年来的国际并购是败多于成的。我们在实施国际并购时，不要仅仅从资本实力上考虑，更要考虑政治文化等“软因素”是否具有并购的优势或融入的条件和能力。要注意拓宽调研主体，企业可以依托行业组织，或者依靠海外合作伙伴及其行业组织，或者委托其它中介企业进行调研，以解决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自身调研力量不足或视野不够的问题。要加快发展涵盖调研、咨询、信用评价、融资担保等各种功能的中介服务机构。

当前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出口贸易的产业结构存在明显错位，没有实现较多优势出口产业“走出去”直接投资。2008-2010年，每年列我国主要出口换汇行业前三位的均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服装及衣着附件，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第四、五位则在无线电话、钢材、集成电路板这几类中变动。这反映我们出口优势产业大多或者是劳动密集型的，或者是外商投资比较集中的。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产业与这些主要出口产业无关，使对外直接投资在拉动产品出口竞争力方面的作用未能体现，也没有把国内部分长线产业产能过剩的问题加以转移。就直接投资领域内部结构问题，建议今后可以把营销渠道的并购和整合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之一；直接投资项目要加强产业链的链接性，比如对能源资源性产业的投资力度迅猛提升，但配套的加工制造业投资应该跟上。

（作者系广东经济学会副会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