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针对目前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的多方力量处于交织状态的局势下，
学者们就改革的目标、依据、策略以及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症结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现将讨论情况综述如下：
一、思想还要解放、改革尚需努力
省社科院副研究员郑炎潮认为，解放思想喊了30年，但我认为仍未真正解放思想。本次系列务虚会必须真正解放。他认为，要谈经济体制改革的引领作用，就要好好回顾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广东的市场经济如何引领中国改革，分析一下广东在哪些方面引领了中国的改革。广东率先提出“商品经济万岁”，最早探讨和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思想上、理论上引领全国的改革开放；顺德试点的产权改革引领了宪法修改，引领了思想、政治、文化转型。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很好的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大胆创新。
现在的问题是：今后广东将如何继续引领全国改革？如何响应党的十八大号召，继续在改革中先行一步？
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顺应世界现代文明的大趋势
关于政改的目标。省社科院
他指出，现代文明的特征主要是指，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公民社会、多元文化、平衡生态、宪政制度。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人类现代文明，是将人类从野蛮、蒙昧、专制、贫困中彻底解脱出来；从统制经济、专制政治、官僚社会、权力文化、失衡生态、等级制度中解放出来，生活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公民社会、多元文化、平衡生态、宪政制度的环境和氛围中，使人自由全面发展。
人类现代文明出现了几大趋势：其一，发达现代文明国家群体扩大；其二，发展中国家向发达现代文明国家过渡；其三，涌现现代文明全球化的大潮流。我们应对这几大趋势进行全面的认识。发达现代文明国家群体扩大、发展中文明国家和新兴文明国家迅速向发达现代文明国家演化和转型、现代文明全球化，这就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大趋势，这也是人类发展大趋势和世界发展的大潮流。“向现代文明全面转型”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者昌，逆者亡。
如果要问中国向何处去？唯一出路是：顺世界潮流，走人类现代文明全球化之路，向市场经济转型；向民主政治转型；向公民社会转型；向多元文化转型；向平衡生态转型；向宪政制度转型；——向人类现代文明全面转型。我们应吸取、借鉴人类现代文明成果，结合中国实际，加快中国向现代文明的全面转型。
中国已明确以市场经济为目标，加快向市场经济过渡或转型的步伐，但民主政治转型还未真正开始，公民社会还未建立，多元文化还未形成，生态平衡正在启动，宪政制度还未构建。从一定程度来讲，中国向现代文明全面转型的综合改革，仅是完成了三分之一左右或一半未到，实现向现代文明全面转型，道路还漫长，任务更艰难。现代文明是一个系统体系，我们不能仅承认、选择向市场经济转型，而不承认、不选择向民主政治、公民社会、多元文化、平衡生态、宪政制度转型。
我们将市场经济确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已有20多年,并已初步形成以市场经济转型，引领民主政治、公民社会、多元文化、平衡生态和宪政制度转型的演化态势。我们应在此基础上，将民主政治、公民社会、多元文化、平衡生态、宪政制度确认为我国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制度转型的目标，将构建现代文明制度和现代文明治理体系，确认为我国整体转型的战略目标，以市场经济的完全转型为引领，协调推进民主政治、公民社会、多元文化、平衡生态、宪政制度的全面转型。
三、权力的过分集中是政治体制的症结
省党校原副校长、省社科联原主席梁钊认为，权力过分集中且缺乏相应的有效监督是现在一切问题的总根源，不解决这个问题，什么改革都没有用。很多工作未形成制度化，一切由权力说了算，例如反腐，既未能形成制度反腐，又缺少监督。权力集中在一把手，没有制度又缺乏监督，导致再优秀的领导人也没办法保证不犯错，导致很多干部都是双面人，讲一套做一套。因此如何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是一切改革的总目标。今年6月的最后一天，随着广州市委书记以及军队打老虎被打消息的公之于众，没有人会怀疑我党此次反腐的决心，但人们更多的是呼吁和期待建立和完善制度性的长效防范的监督机制及法律执行。
四、民生与民主孰先孰后？
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崔慧霞认为，民生问题是最大的政治。如果要问民生与民主孰先孰后？任何国家或政权建立时都面临着民生优先还是民主优先的选择。我国历届领导人都选择民生优先、民主置后，十八届三中全会已提到经济体制改革起决定性、引领作用，但随着经济改革深化必然遇到相关问题。
民生如何促进民主，民主又如何保障民生的发展？此问题是现在领导人亟需解决的。
公共财政，是民主和民生最好的切合点 。收入分配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民生问题，更重要的它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国家稳定不稳定，在很大层面上，要看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公平不是平均；公共财政，实际上是民主和民生最好的切合点。公共财政透明了，必定引向公众利益，公权力就会向大多数人的利益方向去运行。比如，现在的通胀问题，食品价格高，如果能传导到农村，提高农民收入是好事，再以公共财政去补贴低收入者，并逐步使工资水平与物价上涨相一致。
经济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具有牵引作用
省党校
经济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具有牵引作用，华
（1）市场经济可促进契约社会发展，促进法制社会共建。市场经济带来公平、正义，带来市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变，但在我国2000年封建集权社会的背景下，转变也许很漫长，不应急躁，有些方面不应与前苏联比较。
（2）促进文化体制改革，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中软环境的成长——对诚信尊重、对公平重视，均为市场经济发展所需。
（3）促进社会改革，从广东及其他发达省市看，体现在社会治理，如公共资源共享等方面有趋好的迹象。
市社科院白国强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在现实中主要体现在：
1.成本准备作用。从现实看，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文化及社会体制改革，都需要支付必要的改革成本。无数改革的经验证明，有经济支持的增量改革，往往比较容易推进。即使涉及存量调整的改革也需要有一定的经济支持。在社会文化领域的改革，主要的问题还是发展不充分的问题，需要在经济改革的支持下，促进其更充分的发展。即使是在政治领域，有时为了获得更多的民意支持，使政治改革顺利推进，也需要一定的“政治赎买”。因此，中国的国情决定仍需要提高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的大发展，为经济体制之外的其他改革支付总够的成本，才能解开进一步“改革死结”。
2.动力牵引作用。从理论上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体制改革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的改革具有影响和传导的作用。经济体制改革搞好了，可以化解许多深层次的矛盾，也有利于其他各方面改革的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可以塑造新型的经济基础，具体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和涉及的改革看，至少可以在以下方面塑造新的经济基础：一是新的基本经济制度结构，混合所有制可能成为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二是新型的财政治理体系。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以及其密切相关的税收，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也是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改革相关的财税制度，可以为国家治理提供新的政策和举措。三是新的现代市场体系。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四是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健全宏观调控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五是新的对外开放体系。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新型经济基础的形成，实质上就是优化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政治、文化、社会管理等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形成基础性的动力牵引作用。促进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拉动上层建筑和各个领域的改革。
3．基础构架作用。经济体制改革的部分领域本身就是政治、文化及社会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如经济体制改革中涉及的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实际上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发展混合所有制、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将有利于形成平等、公平公正的竞争关系，直接影响市场权利和政府权利的分配和架构；文化产业改革、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等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也是文化、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将会在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向、力度上影响文化社会发展, 形成新的资源或要素的投入机制和效率增进机制。因此，经济体制改革可以为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改革提供基础构架，并在这一构架中形成新的协同配套功能，减少和避免改革的“短板”，增强各领域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匹配性,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改革发展。
厘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非常关键
搞好经济体制改革，其核心问题在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努力做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只有做到让政府和市场之间不相互掣肘、相互抢位，而是相互协调、相互补位，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成为“好的市场经济”。对此，省委党校省情研究中心主任蔡兵认为，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目前较为紧迫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是：政府要解决好目前各市场竞争主体身份还存在高低的问题，要努力做到让各类市场竞争主体真正实现公平竞争，通过公平竞争提高各行各业的效率；要解决好政府的合理定位问题，努力做到相信市场但不迷信市场，通过政府的合理作为及时纠正市场缺陷。
1.政府必须努力创造让市场各类竞争主体真正实现公平竞争的环境。我国的市场经济是从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发展起来的，其起步主要靠的是各地政府对市场经济主体的大力引进和培育。改革开放伊始，我国各级政府培育市场主体的主要手段是大力引进外资获，鼓励本土民营经济和乡镇企业发展。通过大力发展这些新经济成分，各地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市场化成分逐渐加大。特别是通过这些新经济成分与国有经济的相互竞争，使国有经济在市场竞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充分暴露出来，最终导致国家下决心通过“抓大放小”等战略性调整，以及通过对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重新调整了其重点发展的领域，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有企业竞争力。
应当说，我国各级政府无论在发展以国有企业为主要代表的公有制方面，还是在发展以民营外资经济为主要代表的非公有制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已经成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最坚实基础。但另一方面，我国目前在公有制和私有制经济发展上都还存在需要完善的空间。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公有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有资产管理体系不够合理，国企行政色彩还较深厚，还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垄断获得竞争优势等。而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非公有制则存在较严重的管理不规范，企业信誉度较差，职工收入偏低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与各级政府长期存在的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给予不同身份和发展政策的管理思路有直接的关系。在这种思路下，国有企业怎么改也无法真正消除行政化色彩，民营企业怎么改也难以获得稳定的发展空间。而由于国有企业占据了国家的基础命脉产业，占有了大量优质资源却低效率运作，其后果必然会导致社会整体经济运行效率下降。同时，由于非公有企业不能普遍获得政府在政策上的公平对待，一方面其在发展领域上会受到一定限制，另一方面为了获得各种政府掌控的经营资源不得不去走后门搞关系。
可见，目前无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私有制企业都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都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进一步提高效率和竞争力。但过去已经走过的企业改革道路及成效证明，再搞有身份歧视的企业改革是不会成功的。要想让不同所有制企业改革都获得更大的成功，必须通过新一轮的打破公有制企业与私有制企业身份界线的改革，让二者相互融合，相互取长补短——国企通过改革消除行政化，民营企业通过改革走向规范化。最终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等方式，实现对公有与非公有企业一视同仁，让不同所有制企业都只能依靠经营管理能力和水平获得发展空间。只有这样，才能像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的那样，既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又激发起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因此，今后各地各级政府在制定针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改革政策时，应将改革着力点主要放在制定公平竞争的政策上，特别是在竞争性市场领域，要真正做到让不同所有制企业通过平等竞争实现优胜劣汰，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各种要素和资源的效率。
2.政府必须努力通过职能转变做到既有效发挥市场效率又不断克服市场缺陷。市场化改革在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奇迹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经济社会问题。市场经济并不能自动解决贫困问题，也不能消除经济发展周期问题，甚至不能解决黄赌毒现象。说到底，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残酷，才促使社会主义国家选择了走计划经济的发展道路。所以，市场本身虽有效率，但市场本身也充满的缺陷和不足，而要消除这些缺陷和不足，只有依靠建立一个“好政府”。通过“好政府”的建设，将市场的缺陷和不足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和限度内，不至于让市场最终滑向“坏市场”。
七．植根于本土的改革，新权威主义是必要过度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 每一个国家的历史不同，经验不同，现实的情况不同，各国的改革也不可能一样。政治体制改革要根据我国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因此，改革必须植根于本土的政治、文化、历史、社会的生态。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广东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王利文认为，结合中国的国情，要深化改革新权威主义应是必要的历史过渡。改革前中期（上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和赵紫阳等就曾经成功地推行过新权威主义。如今应重新认识新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有两大特征，一是有权威，特别是有强势领导人；二是有现代化取向的改革开放。没有权威，就没有新权威主义。没有改革开放，也没有新权威和新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实质上是必要的历史过渡。他认为这个历史过渡的理由主要是基于：（1）治国在经济上必须具备一定的现代化导向；（2）在政治上必须凭借庞大有效的官僚体制、强有力的军事力量作后盾；（3）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新权威主义，对西方资本、技术采取开放政策；（4）意识形态、价值观往往借助于传统的价值观体系符号作凝聚源；（5）其合法性并非立足于于终极性价值原则，而是立足于政治实效，尤其是经济发展。
他进一步强调指出，改革前期需新权威主义，改革进入中期的目前，仍需要它作为向现代民主制转变的过渡性政体。可把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新权威政治，作为在创造“看不见的手”过程中的“看得见的手”。新权威主义的市场经济——培养“契约性民主”，促市场经济成熟。促进体制建设，农村民主化改革（村选举民主）要逐步推行到城市；促成县级甚至中央差额选举。目标是导向真正的民主化改革。有风险，但符合目前国情。看来，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积累了大量问题，需要呼唤新权威主义。但要有监督。新权威主义只是过渡时期产物，要把权力关进新权威主义笼子里，应创造条件向民主政治发展，再把权力关进民主政治笼子里，实现党的终极目标。
八.几点建议
针对关于以经济改革为引领，带动全面深化改革，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省情中心主任蔡兵，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1、各级党委通过成立各层次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提出党对改革的意见方针，经由相应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政协讨论形成相应改革方案。这里的关键是改革领导小组成员要有代表性，要打破部门利益，小组的活动要公开，形成的改革方案要及时向社会公布。这样才能相对集中地形成党对改革的意见。
2、完善各级人大人民代表选举制度，让人大代表专职化。由人大讨论目前的法律法规以及政策哪些需要改革，以及党的各级全面深化改革小组所提有关改革方案，能否通过，以及应如何修改通过。坚决不搞让行政部门利益合法化的改革。
3、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来确定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决定行政部门的权力清单和行政部门对市场监管责任清单。只有把行政部门放在被改革的地位上，才能纠正行政权力大于人大，人大作用不能很好发挥的现象。
4、从诸如公车改革等一两件具体改革做起，让人民群众知道改革的程序，体会改革带来的公平感。让改革的过程，真正成为凝聚共识的过程，让形成的各项改革方案，成为能真正实施的方案。
（雨田）
广东经济学会历届理事会领导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