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地方政府深化改革情况的概述
主持人王利文（常务副会长、秘书长，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员）首先概括了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改革的沿革，当前地方政府深化改革与过去的改革面临角色的异同。改革开放初期，我省特别是广州、深圳等地方政府怀着历史责任感、使命感进行改革，与中央要求相一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思想解放、目标明确（摒弃计划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群众基础好、社会环境好；地方政府能够主动先闯先试，并获得改革开放的“先发性效益”。但当前的深化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会触动一些既得利益调整，会遇到更深层次和更大的阻力。一些地方政府和人群缺乏改革动力，等待观望“顶层设计”等等，应寻求突破。
深圳大学钟坚（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导）认同并补充：过去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用浪费资源的方式粗放发展经济，造成带血的GDP，市场效率低下，也不公平；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财政，抬高房地产价格，将其他行业价格也拉高，土地财政是鸦片！还有生态环境问题，分配问题等等。如今改革进入深水区，当前改革对地方政府来说面临形势严峻，而且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进行改革十分困难，能否再上一个台阶再次跨跃，要看政府是否有决心改革。必须以问题导向从问题改起，全面协调共进，做好利益调整，主要要做好顶层设计、统一行动、统一思想认识；这对先行先试的广东（广州、深圳）地方政府来说是与过去30多年改革诉求大不相同的全新情况，一定要有新思路、新政策，照顾好各方利益。
二、关于地方政府深化改革面临的难点。
地方政府深化改革的主要难点体现在“八个矛盾”上：
一是地方政府内部机构与人员设置的矛盾。郭祥焰（深圳市社科院原副院长、巡视员、深圳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指出，政府机构改革出现了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经过六次精简改革，机构越改越膨胀，政府转变职能没搞好、没到位，与原来的初衷背道而驰；另一方面政府机构人员受到编制制约，不得不雇用编制外员工，因此出现了政府员工聘用制与雇佣制（有人调侃为“一国两制”）之间的不平衡以及政府工作人员人浮于事、不做事、怕做事、没事做等问题，政府工作人员更没有改革的热情和动力。
二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与会者都认为：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没有理清，中央政府的改革政策措施没法落实到地方基层政府,或者中央政府想改革，措施落实到地方政府就变了味道，出现了地方政府没人管事、没钱办事、办不好事的情况。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只有事权没有（或缺乏）财权，导致出现土地财政及后续系列问题。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财权要在深化财政改革中理清，否则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无法解决。地方政府的改革积极性也成问题。
三是地方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矛盾。西方主流经济学派强调市场和效率，甚至反对干预社会不公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市场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以及不公平等问题，市场经济没有发挥本身配置资源的作用，有些地方政府成为市场经济的“拦路虎”。这已成为深化改革的一大障碍。
四是地方债务与地方财政的矛盾。郑德珵（广东经济学会副会长、广证恒生首席经济学家）从地方债务角度考虑：地方政府债务是全球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地方政府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发展需要地方财政来支持，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地方政府财政主要依靠土地财政，为了大力发展地方经济，地方政府不得不依靠地方投融资平台大举地方债务来发展经济，随着地方债务的增加，弄得不好，最终会出现大部分地方政府违约或者说是“破产”。
五是GDP与政绩观的矛盾。黄铁苗（广东经济学会副会长、省
六是改革与既得利益者的矛盾。丁力（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经济学博士、教授）指出，目前的改革是从上而下的改革，地方政府的领导既是改革的推动者，又是既得利益的获得者，其本身就是改革的对象，这种矛盾一出现，政府改革的动力来自何方？政府在获得巨大利益之后如何又能主动放弃利益。
七是权力与监督的矛盾。与会专家学者都提到，党和政府的监督不到位，社会监督不到位，一把手权力过大，什么事由一把手说了算，领导贪腐缺乏监督。人大的监督不到位，政协和民主党派的监督职能没发挥，舆论与社会监督缺乏应有体制机制，这是改革一大难点。
八是物质与人文精神的矛盾。黄建彬（深圳市罗湖区党校副校长）指出，地方政府工作人员精神状态不佳，缺乏积极向上的动力，缺少做好服务企业、服务大众的心态，被动应付，领导说做什么就做什么，给多少钱办多少事。
三、关于地方政府深化改革的出路。
地方政府深化改革的出路主要体现在做好“八个方面改革”上：
一是做好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与会人员均强调，经济的发展、效率的提升、创新型社会的构建主要靠市场竞争。培植市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快完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这要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点或抓手，以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完善去推动相关的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等配套改革。
二是做好政府职能定位的改革。大家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意图的解读是，按照政府职能定位，精简下放转移政府职能，该放权给市场应放权市场运作消除政府对市场过多的干预。要让市场决定效率，让政府权力与利益脱钩，政府退出竞争性市场，主要做好监管工作。政府要主导公平，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不应该是政府，利益型政府，公司型政府需要改革。地方政府应做好地方调控和市场监管。
三是做好宏观调控与地方利益的改革。黄挺（经济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体改研究会会长）以文参会：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改善宏观调控管理，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中，要充分兼顾地方的利益、让利于地方政府；如果好的资源、利润的大头都控制在中央，地方就缺乏积极性，就只有逼着地方搞恶性循环的土地财政，逼着地方搞无偿还能力的借债。此外，国家的宏观调控也要科学适度，以市场为主体配置资源，不能过多地强调政府的作用。
四是做好社会组织以及自治制度的改革。陶一桃（学会副会长、深圳大学副书记、教授）和黄挺的文章还提到，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尽快研究制定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社区组织的相关政策，加快形成政企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大力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社区组织，使社会组织有效地承接政府职能的转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自治管理中的作用；另外，进一步推进和完善村民、社区自治制度，要按照行政职能归位、政府服务职能下移原则，理顺基层政府与基层自治组织关系，探索加强基层自治组织和社区建设的有效机制，构建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村（居）民自治组织为基础、社会组织为补充、村（居）民广泛参与的服务管理格局。要整合政府各部门在社区的办事机构和管理资源，积极推进“一站式”服务；探索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改革，大力发展农村专业性经济组织，开展城乡结对帮扶活动，引导城市社区服务资源向农村延伸，最终建立起一个多方参与的公共服务体系,建立起多元化的公共治理结构。
五是做好第三方监管的改革。大家还建议，要培植社会第三方监管力量，促进政府运作的全程严格管理。严格全程监管，还需要从根本制度上进行设计，必须建立独立于基层行政体制之外的、或社会第三方的监督力量和监督机制，并赋予其具有合法的监督地位和不受政府权利干预的监督能力，才可以真正做到有效的全程的监督。建议学习香港廉政公署的经验，改革纪委、监察局的横向管理架构，实行垂直管理，由中央直接管辖省级纪委、监察局，省直接管辖地市级纪委、监察局，使纪委、监察局成为独立于基层行政体制之外的监管力量，从而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和权威性。
除了已经有的群众监督、报刊舆论监督、网络监督等第三方监督力量之外，还要发挥社会组织的监督作用，允许成立专门监督、评价政府运作的社会团体、研究会和协会，发挥专家智囊的作用，不仅从监督实践上创新监督方式，还从理论上创新政府监督机制，提升政府的监督水平。
六是做好社会机制改革。实现公民社会，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通过财政改革停止政府对利益的追求，在竞争性市场的竞争，要真正做到让人民的选票选举人民代表，让票决等多种体制机制监督政府，监督官员，实现公平正义。
七是做好政治体制的改革。深圳市经济学会的专家学者认为，当前地方政府深化改革的关键仍然在政治体制改革，深化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市场化和民主化方向，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实现政治权力运作的民主化、程序化和法制化，应当成为深化改革的战略目标。许多专家学者认为，广东，特别是深圳有“试错权”，在这方面应积极请缨，先行先试。
八是做好地方政府债务机制的改革。郑德珵认为，要从顶层设计改革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做好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改革；地方政府应将资源花在民营企业发展和民生改善上。政府和国企掌握社会资源相当丰富，如果能将过去把资源花在政府和国企上，转变到花在民企和民众身上，支持民营资本，改善医疗、教育、交通等方面，经济应能再上台阶。建议采取PPP模式(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公共部门和私有企业合作模式)，将地方政府债务转为私有合作模式，慢慢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危机。
九是做好收入分配机制的改革。改革开放30年来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增长。但这种增长却具有很强的无序性：经济增长是粗放投入型的，从而导致资源成本的不断上升；另一方面，收入分配是力量博弈型的，从而导致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
收入分配的两极化还引发整个社会呈现出明显的二律背反现象。分配不公以及由此带来的收入两极化尤其影响了当前中国社会的宏观经济问题。在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中，社会制度和收入规则的设计不能仅仅是基于力量的较量和博弈所形成的均衡，而是要体现出对社会正义的关注、对弱势者的关怀以及对人类长期发展的责任。
收入分配问题已成为当前地方政府改革的核心议题和重要任务，也应该成为地方政府当前工作的中心之一，通过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来寻求治本的途径，以促进分配正义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广东经济学会秘书处 王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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