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炯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是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理论先驱，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倡导者。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等思维定势之下，在前苏联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尚未开始之时，卓炯以大无畏的精神，敢冒理论风险甚至政治风险，突破传统观念，旗帜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广东省委宣传部组织省内有关专家编写《政治经济学》教课书时，卓老的理论观点就已初步形成，在编书讨论过程中，卓炯提出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生产方式，研究生产力与特殊生产关系相统一的生产方式，要研究物质利益，要研究消费等新观点，贯穿卓炯整个思想体系的红线是商品经济论。这些观点在当时的理论界被视为标新立异，甚至有点异端。然而卓炯以一生精力无私无畏地发表一系列论著申述自己的观点，在逆境之下亦未改变过自己的观点和中止自己的研究。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卓老已明确提出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并直接使用市场经济概念，其时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年10月）才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卓炯的思想应当说是超前的，但卓老谦虚地称自己的观点“被理解”了，或说“跟上时代了”，凸显一个学者应有的本色。同时卓老在许多论文中积极倡导市场取向的体制改革，在南方树起一面旗帜，与广东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地区相适应，在全国具有很大影响力。卓炯一以贯之的经济理论可以称得上是“卓炯革命”，在政治经济学史上应占有重要地位。卓炯不仅属于广东，亦属于中国，属于全世界。与中国北方的孙冶方、波兰的奥斯卡·兰格、捷克的奥塔·希克等改革派经济学家齐名，反映一个时代的经济理论研究所能达到的高度。

卓炯商品经济理论的一个支撑点或说其理论基础之一是：“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认为商品生产产生和存在的原因是社会分工，只要有社会分工就必然有商品，即“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的存亡”。从方法论上看卓老将商品经济看作劳动过程一般，商品经济与不同的所有制相结合才构成商品经济特殊的社会性质和特点。而社会分工、劳动过程一般是永恒存在的，所以商品也是永恒的或说商品经济“万岁论”。关于商品经济产生存在的原因，在卓老生前我曾撰文商榷（见《中国经济问题》1980年第1期），这篇论文的基本内容纯属学术观点之争，且至今我还认为可以进一步研究，在公有制内部存在商品生产仍然是理论上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难点。当时和现在我都对卓老十分尊敬和钦佩，而卓老对我的不同学术观点亦并不介意，在不少场合鼓励我大胆发表意见。在学术研究中应当允许存在思维差异，鼓励学术观点的碰撞和争鸣，才能繁荣我们的社会科学。卓老曾说：“追求真理不计成败”，“只要你认定真理的东西，就要不顾 一切地坚持追求下去，不要考虑其他得失，我们是追求真理，追求真理是不能计较成败的”。（见为李炳炎《新成本论》一书所写的序言）卓老一生都是在科学中“探险“。在纪念卓老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要学习的正是卓老为经济科学而探索、创新的精神。

卓炯在上世纪80年代任我省《资本论》研究会会长，对马克思的经典巨著《资本论》研究十分重视。暨南大学一位老经济学家蔡馥生教授同样对《资本论》教学与研究十分重视。尽管两位老经济学家某些学术观点不完全一样，但却彼此敬重。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蔡老请卓老来暨南大学给本科生讲授《资本论》；其后，卓老又在80年代初给省社科院与中山大学合招的研究生讲授《资本论》。应当认为，卓老商品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从方法、体系到范畴、概念都吸取和借鉴了《资本论》的精髓，又特别注重联系社会主义中国的实际，艰苦探索，完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著作《<资本论>体系与社会主义经济——扩大商品经济论》（1990年出版）。卓老给我们留下厚重、丰富的经济理论遗产，需要后人认真学习、继承和弘扬。深深缅怀卓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