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经济学会历届理事会领导机构摘要： 纪念卓炯诞辰100周年
内容：
一
“卓炯同志是一位坚持独立思考、实事求是、无私无畏、勇于创新、勇于探索真理的经济学家。他由于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观点，在‘以阶段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被视作‘离经叛道’、异端邪说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在学术上受到孤立，在政治上受到冷遇。而他在逆境中，坚持自己的观点，坚信真理一定能够战胜谬误”。这是我接触卓炯之前，省经济学会一位领导同志对我所作的介绍。
认识卓老是一种缘份。
1983年，我阴差阳错地提拔为中共广州市委政研室的领导，并负责筹备成立“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需要物色一批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为广州市委、市政府的科学决策做咨询顾问，我于是遍访省市知名的经济理论界前辈。其中印象颇深的就是卓炯同志。
与卓炯同志一席谈，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坚定态度就让我十分着迷，他娓娓动听的言词，笑容可掬的待人亲切态度，使我感悟到真正“学者的风度”，印证了省经济学会那位领导同志对卓老的看法：他是一位有学问、有骨气的智者！他值得学习的地方很多，但最突出的一点是勇于创新的理论勇气！
我在大学上的是自然科学，文革中“复课闹革命”自己转而热爱上社会科学课，毕业后到县宣传部、报社工作，当过广州市领导的秘书。调到市委研究室担任领导工作后，才真正转上政策研究即社会科学工作，从此开始了我与省经济学界的“不解之缘”：参与活动、组织研讨、撰写文章、以文会友……由于我是广州市委政研室的负责人之一，兼任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领导，有幸较多地接触省经济学界的专家学者——特别是几位资深的知名专家卓炯、曾牧野等等。那时广州市没有经济学会，经济学专家学者较少，我们十分注重和充分依靠在广州的中央和省属科研、教学和行政单位的专家学者，因此，几乎是大一点的研究课题都请省经济学界的有关人员参加，或请他们出点子、或请他们参加研讨会（座谈会）、或请他们写文章……。总之常往省经济学会、省社科院跑。市委领导也鼓励我这样做。卓老等前辈待我十分真诚，每受邀请均十分热情。接触多了，听他的讲话多了，看他的著作和文章多了，我渐渐觉得，像卓炯等这些前辈都是一些为人正直、有骨气、有学问、忧国忧民的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是真真正正的中国的脊梁！他们经历过我国许许多多政治运动，能站在智者（理论家和实践者）较高的高度观察问题，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发挥出特有的积极作用。他们不像一些政客或既得利益者，为一些蝇头小利而斤斤计较，为向上爬而阿臾奉迎，……我想，这些崇高的品德是我学习的榜样，这些人也是师长与朋友。因而，我多次请教过卓老，聘请他当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我们的关系愈来愈密切了！
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是一场真正的革命。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理论准备十分不充分，要从实践中总结与升华，而改革实践又总是“摸着石头过河”，随时有摔跤的危险。这就要求理论界，特别是经济理论工作者要发挥出正确的导向作用，更需要有理论勇气——对于长期处在阶级斗争为纲备受整肃的知识分子来说，理论勇气更加重要。
在我刚刚搞政策研究、开始较多地接触经济学界一些前辈及有关专家学者时，就听说过不少关于他们勇于探索真理、藐视权势压力的动人故事。卓炯同志在60年代初期就勇敢地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理论，顶住各种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压力、大声疾呼要“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而且几十年如一日，“咬定青山不放松”，遭受到批判、斗争、压制等逆境而昂然自立，不为所改，铮铮铁骨，难能可贵，赢得人们的尊敬，赢得历史的认同。但在探讨改革开放的理论问题时，他对于像我这样的年轻学者也十分亲切谦逊，丝毫没有理论权威的架子，大智若愚，虚怀若谷，深具长者风度，令人信服。卓炯是广东省经济学界的骄傲。
二
在1984年我主持的“敞开城门、搞活流通体制改革”课题及此后的多个重大调研课题研究中，都碰到“要么顺着决策者的意思搞研究，要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写文章”的问题，特别是有时要指出市委、市政府或某部门、某单位的某些决策不足与失误，或者需要揭发某些疮疤与问题时，没有无私的胸怀和足够的勇气，是很难做到的。碰到问题时，我有时向经济学界一些专家学者请教，有时专请他们参加座谈会，而在这时，我总可以从经济学界的前辈和同事们获得教益，获得支持。通过他们的“口”来指出市里某些弊端，通常都会收到比党政部门内部的声音较好的效果。
在总结改革开放的实践和升华理论过程中，多数触及的是宏观上和体制上的问题，这样一来，就有一个触动路线是非的问题。而对路线问题的异议，极易造成“大是大非”上的路线错误，那将是事关个人（或单位）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要搞“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改革开放理论上是一次较大的突破。但长期以来形成的“左”的思想影响使某些同志虽然承认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却不愿意承认它也是一种市场经济，即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从而有意无意地降低了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巨大作用。我在参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个研讨会时，与一些专家学者讨论后认为，进一步解放思想，为市场经济正名，对于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运行机制显得十分必要。回到广州后，我找到省经济学会会长曾牧野同志，建议省和广州市六个社会科学研究单位联合主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双月）研讨会”，轮流坐庄，从1988年1月起连续举办六场研讨会。建议获得曾牧野同志的大力支持，并商定第一场研讨会由我主办（我当时兼任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经过一场紧张的筹备和发动，第一场研讨会于1988年1月胜利召开了。会后，我和另两位同志承担起草研讨会“综合报告”，标题是“关于广东、广州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报告”，并趁热打铁，于1988年春节前把研究报告亲自送到北京。当时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同志听完汇报后立即决定，请吴敬链等对我们提交的“研究报告”写一篇评论，他自己则写一封亲笔信，一并报送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中央领导看后作了肯定的批示：“这是一个可以而且应该认真研究的理论问题。转育之同志阅知”。研究报告在《红旗》杂志4月份的“内部文稿”全文转载，摘要内容同时刊发在给中央领导参阅的“动态清样”和“内参”上。当年年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一书正式出版发行。可是，不久后发生了“六四”风波，“左”的思潮又一次抬头。北京传来了批判我们的声音，说广东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讨会是鼓吹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广东的个别同志也附和着搞起批判。压力不小。一时间，有些同志感到迷惘，担心批判的下一步还要搞什么？几位同志向我提出：“不知道要不要写检讨”。在政治压力很大的时候，大家都想起了卓炯同志，想起他经历多次磨难之后仍从容的心态，给自己极大的鼓舞。经济学会及有关同志几次开会，我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开的是研讨会，“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原来准备要出的第二本书不出就是了，至于理论观点，我们不能随便改！压力之下，我们更多的是互相鼓励和必要的互相提醒，大家心里都是热乎乎、亮堂堂的!
政治压力，有时可以毁掉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组织，但有时也可锻炼和考验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组织。在这次风波带来的“左”的政治压力中，省、市委领导态度开明，经济学界及有关同志头脑清醒、立场坚定。经历这次政治压力之后，经济学会及广东社会科学界更加团结，有关人员感情更加浓烈。大家均心照不宣：改革开放的理论探索有时需要付出代价，但我们为了推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付出代价也是值得的。于是，我们继续组织几次如何完善市场的研讨会。好在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中央作出决策，给市场经济正名，我们才松了一口气，同时也感到我们先走一步的理论探索对全国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
在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时间里，我绝大部分时间在广州市委和广东省政府的决策咨询研究部门工作，为推动广州市和我省的改革开放进程，献出了我的青壮年大好时光。而在这些年里，我所写的理论文章、调研报告，或起草的省市政府的有关文件、讲话稿等等，都离不开卓老思想及经济学界的痕迹，离不开有关专家学者的支持和帮助。1987年，我晋升为经济学副研究员，5年后的1992年，评定为经济学研究员，我提供的学术论著代表作，均与省经济学界的学术活动或杂志、刊物有关。在我所主编的著作或杂志里，主要作者多数是经济学界的同行——他们是支持我工作的中坚，也是我向省、市领导提出某些政策主张或意见建议的强大理论后盾……
或许是命运的安排，我有过几次转行到行政部门或到县、区当领导的机遇，按某些人的标准来说，这是当官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我每到这种时刻，并不十分热衷。相反地，听到经济学界朋友几次劝说我继续搞决策研究，我也认为离开这一行太可惜。对我来说，当官也好，没当也罢，“官”念淡薄。于是乎，几次都没有转行，依然在社会科学研究队伍工作，只是转换个地方罢了！不论走到哪里，我与经济学界的“长相思”是永恒的。
搞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在决策者身旁搞决策咨询研究，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在我国这样的高度集权的国家里，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至关重要。改革开放近30年的实践更加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在当今仍然流行着的“重利不重义”、“重权力不重真理”的氛围之下，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有人认为搞社会科学和决策研究低人一截，吃力不讨好，这是历史的颠倒！我认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碰到挫折，社会主义国家何去何从的时候，在我国改革开放需要理论探索和创新的关键时期，经济学界的社会科学研究和决策研究工作至关重要！
三
学习卓炯，使我有许多感悟。主要是：
第一，勇于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的必备法宝。
创新是理论建设的灵魂。勇于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的必备法宝。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是基本原理，要与中国现实特别是改革开放实际相结合并经过实践检验才能成为真理，绝不能教条式地照搬照套，原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的教训十分深刻。这就需要理论工作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要“敢于超越”！卓炯同志倡导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及其后广东经济理论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经历过的风风雨雨，都是勇于创新、敢于超越的有益经历，广东经济学界对此深有体会。在学习十七大报告的有关论述之后，更使广东经济理论界同仁信心百倍，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入我省改革开放实践，认真总结经验，创新思维，创新理论，与我省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同步前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贡献力量。
第二，“理论勇气”在当今社会中至为重要。
在几十年的工作中——我从县委（6年），市委、市政府（20年），到省政府（12年），我深深地感到，社会的精英多在党政部门和科研院所，他们中有许多有真知灼见者，如果能提供一个良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他们本来都是可以有更大作为的。可惜，极左思潮统治着整个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批判并摒弃了“极左”，但“极左”的阴云迄今仍未散尽，仍让许多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心有余悸。在这种情况下，理论勇气就显得至关重要——许多人并不是看不到问题的症结，而是看到后敢不敢提出来——这就是卓炯等理论家的过人之处，是他值得尊敬的所在。理论勇气需要有理论功底、对社会的洞察力，更需要有无私无畏“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精神，需要有对社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第三，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呼唤理论界的良心。
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共和国走过的弯路，以及改革开放后近30年的经济奇迹，均为世界所赞叹。我们这一代经历了无以比拟的历史大变局。经济理论界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卓炯先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是，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需要继续深化、完善，深层次的改革以及与世界接轨，还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包括社会改革、文化改革等）相配套，需要更进一步地解放思想，需要理论界的新探索、新突破——理论界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观察早已到位，只是欠缺勇气提出来——这就需要再次呼唤理论界的良心。
现实中，理论突破往往由“大人物”来宣示——这也是中国特色。但是，“大人物”的理论突破也源于社会实践，源于理论界的探索声音。因此，理论界应有敢于创新的人物，先造舆论，逐渐形成舆论“大气候”。在一定“大气候”形成后，如果政治经济形势合适，“大人物”才更能理直气壮地来总结、来突破。广东经济理论界上世纪80年代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探索，对推动我国市场经济的确立，是起着一定作用的。这为国内理论界所公认。如果人人都囿于解释马克思主义，永无突破之可能。十七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不断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这也是对理论界的承认和肯定。对此，我们应该有信心！我们应该站在国家民族命运的高度，站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命运的高度，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作者简介 王利文，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巡视员、研究员，广东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